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华文文学书写中，充满对西方城市的负面体验：在华文作家的笔下，西方城市是冷漠无情、庸俗堕落、肉欲沉沦、罪恶丛生的。这样的城市形象和表征方式，对于大陆的中国读者而言，其实并不陌生。在中国的城市文学中，似乎一直都存在对城市的污名化倾向。

中国的城市文学可谓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长期的封建集权统治以及农业经济形态使得乡土叙事成为中国文学强大而稳固的叙事传统；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中，曾经出现中国城市文学以及文学现代性的短暂勃兴，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势挤压和刻意引导之下，城市成为腐化堕落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名词，被肆意抹黑和他者化，城市文学以畸形和病态的方式进入文学史视野。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大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城市文学蔚然兴起并呈蔓延之势。由于地域差异、文化形态、乡土生活的渗透程度以及作家感知方式和关注阶层不同，中国的城市文学呈现出斑驳参差的复杂样态。在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文学想象中，城市成为罪恶的渊薮，是有悖于淳朴自然乡村价值体系的道德他者；池莉、何顿、邱华栋等人的城市小说中，渗透着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对世俗享乐的认定，而朱文的《我爱美元》、《幸亏这些年有一些钱》，韩东的《美元胜过人民币》对金钱的崇拜和渴求则更加赤裸和露骨；卫慧、棉棉、周洁茹等“70后作家”等人则把城市与对时尚的追逐和个体欲望的放纵联结，以酒吧、咖啡厅、舞厅等城市符号所构筑起来的城市空间成为肉欲狂欢的舞台。在刘庆邦、尤凤伟、陈应松等人对底层人群的关照中，城市似乎是物欲和利益的陷阱，陷落其中的人在向城求生的艰难中道德崩落、行为失序，甚至滑向犯罪的边缘。

由上观之，在林林总总的中国城市书写中，并不缺乏苦难叙事、肉欲放纵的呈现、物质腐蚀下的堕落和罪恶，“背对城市写作”甚至成为中国城市书写的大势和主流，这与20世纪50-70年代华文作家对西方城市的负面体验表述似乎遥相呼应、互通款曲，颇有些共同之处。那么，华文文学中的西方城市书写有何特异之处？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必要？

诚然，作为工业文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标志，现代城市，无论是姓“中”还是姓“美”，都必然在物理景观、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上展现出相当的一致性。豪华酒店、摩天大楼、巨幅广告牌、立体交叉桥、人群涌动的地下铁成为现代城市的标配，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鳞次栉比的商场店铺、不断上市的公司企业彰显着现代经济结构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与此同时，城市居住环境恶化、犯罪率上涨、人际关系的隔离和冷漠、个人生活的混乱无序和腐败堕落也成为现代城市的普遍症候。那么，与此密切相关的城市文学表现出某些共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硬币总有其另外一面，以西方城市为表现对象的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与80年代之后兴起的中国城市文学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此，我们姑且不论西方城市中独有的种族歧视，也不论西方城市社会土壤、文化形态与中国本土城市的天壤之别，我们单从两种城市书写的思维模式和潜在的文化心态入手，便会发现二者的差别。

中国的城市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城市化程度的大幅加速而产生的，它亲眼见念、心理状态等各方面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挑战。乡村社会成为中国城市书写的天然背景和参照物，不仅城市书写中常见的“乡下人进城”母题不可避免地牵扯城市和乡村两种地理文化空间，就连知青文学、市民文学等城市文学类型也离不开与乡村对照的思维模式和框架，学者南帆曾经指出中国文学这一特点，“不管情节多么复杂，人物多么纷繁，这种文化的二元结构时常与二元经济形成一个奇怪的对称……证明了文学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倾向”———确实如此，中国的城市文学总是与乡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脱开“城市—乡村”二元叙事的逻辑。

而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西方城市书写却产生于完全不同的社会语境。这一批作家都有一份独特的人生经历：他们大多出生和成长于中国大陆地区，幼年时代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垮台而随父辈流亡台湾，在台湾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并读完大学，之后才因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松动而移民美国。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的中国，无论大陆还是台湾，还处于前工业化的乡土社会。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城市，中国的城市古已有之，但是此前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仍然是乡土社会的延伸，从结构和性质上并没有产生迥异于中国乡村的异质文化和生活方式，正像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所说：“中国式的城市有其由历史中形成的文化形态的特殊性。田园式的城市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夸大。城市即使与乡村生活结构（并由此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功能不同，也同属于乡土中国，有文化同一。”

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具有现代城市内涵的城市是相当少见的。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进程在二十世纪中期起步，7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刺激下才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这时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台湾地区的城市化加速期始于20世纪中期，当时其城市化率仅为24.7%，到90年代迅速升至74.4%。而台湾留学生作家大批移居美国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美国城市化进程早已完成。这就意味着，这一批华文作家不仅未曾亲眼见证大陆的城市化，也与台湾的城市化过程完美错过。这也同时表明，台湾留学生作家的跨域书写是直接从中国乡土社会进入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城市之中。所以，美国华文作家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差异，不仅有中国／美国的国别差异，也有乡土社会／现代城市的经济结构差异。然而在强大的国族差异背景下，乡土／城市的差异被极大地淡化了，甚至消隐在中国／美国的二元叙事模式之中，中国乡土社会／现代美国城市中的乡土性和城市现代性的对抗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美国城市的国族属性被夸大和凸显。换言之，美国城市并非作为乡村的对立面而出现，而是被当作美国国家和美国文化的象征和符号，美国城市书写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书写，国内城市文学常见的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被置换为美国／中国的二元对立。美国华文作家笔下的西方城市书写便成为其自身民族性与西方城市现代性斗争博弈的场所。（本文由中国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官网咨询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