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提出的“新诗现代化”理论追求一种“戏剧性的综合”，而“戏剧性”不仅是讲究诗歌的戏剧化表达，更暗含了一种颠覆性的历史反思。袁可嘉指出对于现代作家来说，要表现复杂的、令人目眩的现代体验，唯有用“极度的扩展”与“极度的浓缩”两种手法，前者“表现于乔伊斯(Joyce)在《尤利西斯》中以25万字的篇幅描写一天平常生活”，而后者则以艾略特用“寥寥四百行反映整个现代文明”的《荒原》为代表。‘这两种手法是现代主义文学“新的综合”传统的例证，而这样的综合不仅着眼于现在、着力反映“现实世界的感觉思维”，更与过去、未来紧密联接，把跨越各个时间维度的“历史、记忆、知识、宗教”以及“众生苦乐”“个人爱憎”结合在一起。‘袁可嘉的表述反映出他对于时间、历史的思索以及对线性时间观的反驳，强调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流动性与相互渗透。袁可嘉欣赏、推崇的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一文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文中艾略特提出了他对于历史意识的理解:          

……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弓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弓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弓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艾略特在这里提出的“历史意识”反映的正是一种非线性的历史观，强调过去与现在的辩证关系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与渗透。更重要的是，对于艾略特来说，过去是以一种完美的形式而存在的，是灵感的来源，因而诗人要认识到“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并在诗作中追求如他在《四个四重奏》中所写的“时间有限与无限的交叉点”

以穆旦、袁可嘉为代表的九叶诗人在诗歌创作与理论方面受艾略特的影响颇深，但由于所处的时代与历史背景的不同，他们对于时间的思考、历史的反思与艾略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他们在作品与文论中也反映出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相吻合的非线性时间观念，但艾略特在他的诗作中希望把过去转变成神话，创造一个“超越历史的事件”，以达到“超越有时限的现实而追求永恒”的目的，而对于身处在战乱中的中国，作为中国新诗的新生代的九叶诗人们，完全取消时间的限定，超越历史、追求永恒却并不可能。他们心系国家的命运，因而对于他们自己在时间、历史中的位置与作用也特别关注。    

《中国新诗》序言的开篇第一句就点出了他们强烈的时间意识:“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严肃的时辰。”这个“严肃的时辰”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是深深地植根于现在的时刻，但这“现在”的时刻却是压抑的，于是在穆旦的《海恋》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诗句，“我们已为沉重的现实闭紧”，在压制一切的残酷的力量下，“比现实更真的梦，比水/更湿润的思想，在这里枯萎”。现实之所以充满痛苦往往是由于传统在现实中的持续作用，因此过去与历史在穆旦的诗歌中常常是现实痛苦的根源，在历史的重压下，诗人提出了他的《控诉》:“这是死。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平衡，毒找我们每一个冲动。”历史是压制我们的黑暗势力，必须被摒弃、被拒绝。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反历史、反传统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但五四文人对传统的决绝的否定是建立在线性历史观上的，有着强烈的与一切传统决裂、以新代旧的欲望，而穆旦等九叶诗人却清醒地意识到过去、现在、未来的同时性与相互作用，因而他们对历史也有更为复杂的态度。正如保罗·德曼( Paul de Man)所说，现代性本身就是对历史的否定，但于此同时，要想真正地达到一个崭新的起点，还必须了解与掌握历史。因此，在另一些诗作中，历史不再是压制一切的残酷力量。穆旦在《森林之魅》中写道:“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人树干而滋生。”“这里历史是滋润万物，孕育新生的力量。在《饥饿的中国》里，诗人更是把昨天、今天、明天这三个时间概念直接放人诗中，“昨天”是过去，象征着“理想”，“是田园的牧歌”，而“明天”是未来，象征着希望，因为“昨天”这“和春水一样流畅的日子，就要流人/意义重大的明天”。可见，跟艾略特在《荒原》中把过去神话化，希望以此来填补现实中精神世界的贫痔不同，穆旦对于过去与历史的看法更为复杂，历史既可以压制现实又可能孕育未来，这种矛盾却让诗人更坚定地关注于现在，立足“现在”以进一步思索时间、反思历史。    

穆旦诗作的“现在”是以非线性的时间概念出现的。“现在”因有过去的持续作用而可能成为压制、禁锢人类的力量，而这种压制与禁锢同时又使得与过去的决裂或向未来的进步变得困难重重，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现在”暗示了时间的停滞，让人们在现实中永远挣扎于希望与绝望之间。与此同时，“现在”又表现出与时间的割裂的特质，穆旦在诗中写道:“今天是脱线的风筝/在仰望中翻转，我们把握已经无用，/今天是混乱，疯狂，自读，白白的死去。

在这里，时间断裂了，“现在”与过去与未来脱离，在“混乱”与“疯狂”中失去了中心与方向。这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里尔克在《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中所说的，“没有昨日，没有明日;因为时间已经崩溃了。他们从它的废墟里开花。”这种“时间已经崩溃”的感觉在穆旦的《玫瑰之歌》中也能找到。这首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充满希望的口吻写了“一个青年人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希望“寻找异方的梦”，然而第二部分的标题提醒我们，“现实的洪流冲毁了桥梁，他躲在真空里”。正是因为感受到时间的崩溃，现实才变得如真空一般，“什么都显然褪色了，一切是病低而虚空，/……当我想着回忆将是一片空白，对着炉火，感不到一点温热。”切都是虚空，连记忆都将是空白，人所能感受到的正是里尔克所谓的时间的崩溃，“没有昨日”也“没有明日”。    

这种对时间的断裂、崩塌的感觉让大多数的九叶诗人在诗作中表达出对现在的关注、对未来历史进步的渴望，而唐祈的《时间与旗》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过去的时间留在这里，这里/不完全是过去，现在也在内膨胀，/又常是将来，包容了一切。“现在”在诗中与过去、将来同时存在，一方面从过去的废墟中开出花来，另一方面又孕育着将来的进步，是一个真正的有转变性的时刻，而这一时刻在唐祈的诗的最后空间化成一面“人民的旗”，预示历史的进步、人民的胜利。    

在穆旦的诗中，诗人有时也表露出对未来的希冀，如在《玫瑰之歌》的第三部分，穆旦发出了这样的呼喊:“突进!因为我看见一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燃烧，/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O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因为他看到“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用“一片新绿”“冬日的种子”等意象以及“突进!”的呼喊，穆旦表现出对变化的美好期许，然而第三部分以疑问句式“新鲜的空气透进来了，他会健康起来吗”做标题，以替代常用的肯定句式，让我们又看到了作者对进步与变化的怀疑。    

在他的长诗《隐现》中，穆旦也运用了种子的意象，然而这里的种子已不再“期待着新生”。穆旦写道:“生活变为争取生活，我们一生永远在准备而没有生活，/三千年的丰富枯死在种子里面而我们是在继续……”“种子”在这首诗中没有任何生长的迹象，有的只是枯死与毁灭。三千年，年复一年，我们如同这从不生长的种子一样，永远处于准备的过程却永远无法真正地掌握生活，让我们觉得“生活着却没有中心”，我们永远被禁锢着并在禁锢中迷失，如诗的开头所写，“现在，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我们来自一段完全失迷的路途上，/..·…说不出名字，我们说我们是来自一段时间，/一串错综而零乱的，枯干的幻想。 “时间在诗中被空间化、比喻成一段路途，而这段路途是迷失的，充满“错综而零乱的，枯干的幻想”，而我们在路上的经历则是充满了矛盾的体验，“有一时候相聚，有一时候离散，/有一时候欺人，有一时候自欺，/……有一时候相信，有一时候绝望“，于是诗人指出“我们摆动于时间的两级，/但我们说，我们是向着前面进行。”“向着前面进行”这种历史进化论般的思想在这儿被诗人视作是我们幼稚的、一厢情愿的看法，诗人继续写道:          

那曾经有过的将会再有，那曾经失去的将再被失去，          

我们的心不断地扩张，我们的心不断地退缩，        

我们将终止于我们的起始  

在穆旦看来，历史的进程并非直线向前，而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是缺乏变化和进步的，如诗中所说“我们终将止于我们的起始”。在《裂纹》中，穆旦进一步强调了进步的不可能性:“四壁是传统，是有力的/白天，扶持一切它胜利的习惯。/新生的希望被压制，被扭转，等粉碎了他才能安全。”传统被比喻成可怕的围墙，把所有的人牢牢地困住于“现在”，而这是在“时间的两级”的中点、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的现在，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无法逃脱现实中传统的力量，只有任由希望被碾碎而看不到任何进步的可能，因为“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在《诗四首》的第一首中，穆旦开篇便呼喊“迎接新的世纪来临!”，但又马上在接下来的诗句中否定了这一句暗含的希望，并用“一双遗传的手”的意象作比，来点明人类文明与历史的代代相传，历史成为这一双手所画出的图案，里面只有“那永不移动地反复残杀，理想的/诞生的死亡”。人类历史充满了杀戮、矛盾和绝望，却在一代又一代中循环、重复着同样的轨迹，暴力成为了人类历史中“反复无终的终极”。   

面对现实的禁锢与历史的反复，穆旦似乎找到了上帝作为可以依靠的精神力量，在《隐现》中穆旦是这样提到上帝的:“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忽然转身，看见你/……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揉合，/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在诗中，上帝是救世主，是带领我们挣脱这永久现实的禁锢的主。对于深受艾略特影响的穆旦来说，在诗作中提到上帝并不奇怪，因为宗教的力量也是艾略特在《荒原》中特别关注的，但穆旦对于上帝的态度却是有所保留的，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文人一贯面对的两种人生态度间的选择，即选择出世还是人世。如果把一切寄托于上帝，那么便是以出世的态度把自己与现实分隔开来，但穆旦却要人世，要与现实以及他周围人民的疾苦紧密相连。

既然把一切寄托上帝并不是可取之法，那么在不断重复循环的黑暗现实和历史废墟中思索个人与国家境遇的穆旦便必须做出一个决定，而他做决定时所处的情境与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描述的关于“最大的重负”的故事十分相近。尼采假设如果一个恶魔在你最寂寞的寂寞中跟你说:“这人生，如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和曾经生活过的，你将再经历一次，并无数次地经历它;其中没有一件事是新的，但每个痛苦和每个快乐，每个思想和每个叹息，以及你生命中无法言说的一切渺小和伟大的事物，都将再次发生在你身上，而且以相同的顺序和排列发生—甚至这蜘蛛，这林间的月光，这一刻和我自己。人生存的永恒的沙漏将无尽地翻转，而你这微尘也将随之而动!”那么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是会诅咒恶魔还是接受这永恒的轮回?尼采把这个“永恒轮回”的想法作为一个“是/还是”(e1-ther/or)的问题提出，是对人的生存态度的一个测试，而尼采所推崇的当然是肯定的态度，要求对人生的一切接受与肯定，即使是最艰难的部分。    

穆旦所面临的也是一个相似的问题。当暴力成为人类文明的代名词，蔓延到现实的各个角落，当人被困于痛苦、黑暗的现实，循环往复却毫无出路，人们该作何反应?是痛苦绝望还是接受与肯定现实的一切?穆旦的抉择与尼采一样，都相信肯定的人生态度。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他提出“永恒轮回”是要人们把注意力转向现在和当下而不是幻想上帝的天堂，他更提出“爱命运”这一命题，要求人们能勇于接受现实生活的一切。“爱命运”并不代表完全接受宿命，而是暗示着与命运作抗争的力量，因此“爱命运”也是热爱与命运抗争的机会与结果。穆旦抱着相同的想法，写下了前文提到的勇敢地直面“荒原”、直面命运的诗句“……走去/向着一片荒凉，和悲剧的命运!”在植根社会现实的《活下去》中，穆旦表现出同样坚定的信念:“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因为只有坚持在“无尽的波涛的淹没中”活下去，才有可能在黑夜中“孕育难产的圣洁的感情。”深感国家危亡与时代的召唤，与尼采那样从哲学高度去思索人生、肯定人生不同，穆旦的思想与中国1940年代的社会、政治现实息息相关，因此与命运抗争的态度，特别是要冲破这黑暗现实的无限轮回的决心也更为坚定。在《打出去》中，诗人明确地表现了冲破现实禁锢的决心:“现在，一个清晰的理想呼求出生，/最大的阻碍:要把你们击倒，/……最后的清算，就站在你们面前”。最能体现穆旦的循环的时间与历史观念以及对于打破循环的希冀的是《被围者》，在诗中，时间背离了我们的意愿，形成一个永恒的圆把我们困住:        

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          

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弓          

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          

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          

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泥土          

才会来骚扰，也许更寒冷，          

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        

我们消失，乃有一片“无人地带”  

把我们围住的时间与历史的圆，在穆旦看来，最终是我们自己的杰作。当我们放弃希望，停止斗争，让绝望占领，这个圆才变得完整。正如诗人在《裂纹》中写的，当“年轻的学得聪明，年老的/因此也继续他们的愚蠢”时，这种缺乏跟现实作斗争的勇气、软弱地接受现实的态度才让围困我们的圆更为坚固。因此，随着“毁坏它，朋友!”的呐喊，穆旦鼓励大家行动起来，而这行动是建立在肯定人生、摒弃绝望的基础上的。与此同时，要想真正冲出重围，成为这个圆的残缺，人们必须首先接受“永恒轮回”这样的观念，因为梦想一定会被碾碎，而我们不是回到黑暗的深渊就是处在崩溃的峰顶，只有在反复斗争，反复失败，再反复斗争中，只有当我们经历无数次失败、甚至死亡，却依旧坚持的时候，这个圆才有可能被破坏。我们这“被围的一群”，只有在肯定我们的囚禁后才能冲破这个牢笼，这个肯定和与之相应的无限循环的、不懈的斗争让我们真正地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谛，即生活充满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而“现在”就好像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那样，一面对着过去，一面望着将来，是一个承载过去又孕育将来的转折的时刻。拥抱现在，拥抱这“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才能看到“光明要从黑暗站出来”，才能真正拥抱现在并改变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