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Ｎａｔｉｏｎ）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中往往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内涵，斯大林将其定义为，“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这个定义强调“民族”语言文化历史的同源性，这正是民族的根本特征，也正因如此，使之在异民族的交往中比“国家”拥有更为强大的召唤力量。但是斯大林的概念中包含了地域属性，这符合前现代社会的现实，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显然已经失去了其适用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依据其在亚洲各国流亡的实践，革新了民族的概念：他把“民族”定义为一种用语言构想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与肤色、性别、出身和出生年代等无可选择的事物密切相关的“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安德森的“民族”凸显了其“想象性”，摆脱了对地域属性的依赖，这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流散社群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美国华文作家正是通过用华语所构筑的虚幻空间与自己的家国对话，在书写西方城市的同时构建关于乡土中国的共同体想象，确认与本国家和本民族的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民族性”（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便于此产生。所以，所谓“民族性”，是指人们在异族或异文化语境中激活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对属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质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在华文作家的文学想象中，民族性的建构是通过笔下的华人移民对乡土中国的执着和向往来完成的。在喧嚣的异国城市中，华人移民对祖国原乡投以深情回望，向记忆中的乡土中国汲取温暖和力量，以抵御异国他乡残酷而冷漠的生存现实。乡土中国的实际缺席在华人移民头脑中发酵成一种浓烈的乡愁，白先勇在其散文集《蓦然回首》中曾谈及自己身居美国的感受：“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

异域城市生活的负面体验使得旅美华人在情感上更涌起一种“心理被欺负后的自恋”，为了缓解异国他乡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和避免精神上的虚无，他们不由自主地从中华文化寻找安慰，并以此更加确认其民族性和自我认同，正如吉登斯所言：“自我认同并不仅仅是给定的，即作为个体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牟天磊（《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思乡情绪和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一方面体现在他拒绝吃洋饭上———不管功课多忙，身体多累，他依然坚持回公寓做中国饭吃；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中文报纸的贪恋上，牟在美国的十年像“饿狼”似的，到处借中文报纸来看，贪婪地咀嚼报刊上的每一个字。而强烈的乡愁竟致听到《万里长城》、《念故乡》等负载着中华文化韵味的旧曲时潸然泪下。白先勇初到美国曾患上“文化饥饿症”，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却从图书馆借回大叠有关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书。

印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指出：“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身处美国城市，华人移民陷于西方文化的全面包围之中，加之美国对各国移民推行的熔炉政策，华人移民面临着被西方文化同化的巨大压力，然而，民族性却往往以坚韧和顽强的方式在异域土地上得以张扬和凸显。华人移民似乎更加执着于母国原乡的生活方式，以种种物化的方式保留关于乡土中国的记忆，以抵御异国城市文化的侵蚀。欧阳子《秋叶》中的华人教授王启瑞，居美多年，依然坚持东方色彩的家居设计，墙上挂着中国的对联字画，到家第一件事便是换上中国长袍，不喝咖啡不吃西餐，坚持教儿子汉语和古典礼仪，这是一个从思想到行为比中国人还要中国的美国华人。於梨华《傅家的儿女们》中湖南籍韩教授家的花园里，有着东方式的白色月洞门、假山、流水、拱桥、林木扶疏，花园一角摆放着石桌石椅，完全是中国园林的复制。无论中国字画还是中国花园，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化能指，他们都寄托了海外华人的游子之思，是华人移民为远离故土的自我心理补偿，也是在异质的西方文化环境里坚守民族文化的姿态和情怀。

美国华文文学，作为飘零海外的移民者所创作的文学，当然属于“流散文学”。所谓“流散”（ｄｉａｓｐｏｒａ）是指“在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或人群”。美国华文作家的流散处境激活了其关于身份的焦虑，白先勇在谈到自己初到美国时的经历时曾经这样写道：“像许多留学生，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和信仰都得重新估计。”在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的两难选择中，20世纪50-70年代的华文作家似乎都选择了前者，表现出坚定的国族立场。这或许是由于在异国他乡所遭遇的种族歧视，或许是由于求学就业生涯中的种种挫败经验，又或许是由于文化震惊所带来的种种不适，总之，这一代华文作家都保持了中华身份认同：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其中国人身份的自我确认，异己的环境反而强化了他们身上的民族性和文化回归意识。白先勇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在国内不觉得，出去以后，往回望，就会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多么渊博、深沉。每一回顾，就会感觉到自己身上的ｂｕｒｄｅｎ。这么说，也许会有人觉得可笑，可是我真的是这样，我自己或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我也不想改变。”西方的异质文化语境不仅未能将白先勇同化，反而使其更加维护和依恋自己的母体文化，对自己肩负的文化重担也更加清醒。丛苏也以满含深情的文字表达出流亡海外的中华儿女对祖国血肉相连的脐带关系：“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同胞的连带关系。没有失去他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他们的可贵……中国可以没有我们而存在，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中国而存在。”

华文作家的这一份民族情感和坚定的华族身份认同使得他们在书写西方城市时无法做到客观和亲和，华人移民负面的西方城市体验固然与现代城市的弊端有关，却更多是由于作家看待这些城市的眼光。由于未曾亲历乡村到城市的社会转型，华文作家无从分辨哪些是属于现代城市的普遍痼疾，哪些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固有缺陷。在他们的头脑里，二者浑然一体，美国城市不过是小写的美国，是美国的缩影和代表。

美国城市化是伴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而得以实现和完成的，美国城市集中体现了西方现代商业生产关系、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以及物质财富大量积累，因此便与西方现代性概念水乳交融地联结在一起，成为后者的象征和物化实体。20世纪50-70年代的华人移民负笈去国、前仆后继奔赴美国城市，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西方城市现代性的吸引和召唤。於梨华曾自陈写作《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初衷之一，便是要解构当时台湾社会盛行的崇美之风，而这种崇美之风的形成，归根到底建筑在台湾社会对美国不切实际的现代性想象之上。牟天磊父亲和妹夫的几句无心之语正是这种想象的绝佳体现：“美国的家庭，家家都有冷气的吧？”“这里不比美国，可以夜不闭户的”“你们在原子国享受惯了现代化的方便，怎么受得了乡村的简陋。”正像牟天磊愤愤不平抱怨的那样：“在台湾社会，上至知识分子，下至三轮车夫，似乎都觉得那是一块乐土，既富贵又太平，好像世界上任何困难到了美国就不存在似的。”牟天磊本人赴美留学的原因，部分也是由于羡慕它的豪华和现代化、它的“每一种用金钱和科学合制的摩登享乐”，以及“纽约锥子似的高楼和第五街的橱窗所代表的高级生活”。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台湾留学生是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恋物与幻想之中踏上赴美之路的。

然而，在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的西方城市书写中，却似乎经历了对西方城市现代性的集体去魅。白先勇通过冷漠、威严的摩天楼、嘈杂拥挤的城市街道、灯红酒绿的酒吧等空间符码，绘影出一个冷漠、喧嚣、色情、沉沦的芝加哥形象。即便是纽约高档社区的安乐乡，白先勇也通过隐含作者的叙述为它涂抹上一层压抑、冷漠的非人化色彩：它的整洁是“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了一般”、“手术室里的清洁感”，人工栽植的林木像是“假蜡盆景”，家家户户门前的草坪像“塑胶绿地毯”。如果抛开作者空间书写的主观视角，安乐乡作为纽约的上层住宅区显然是环境优美、干净舒适的；芝加哥作为美国第三大城市，它的繁华和现代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者调用了大量富有主观色彩的修饰语，为城市的现代性强行打上不愉悦的色调：芝加哥像是“埃及的古墓”，城市中的高楼“如同古墓中逃脱的巨灵”；世界第一大城纽约被白先勇称为“魔都”：“纽约，在我心中渐渐退隐成一个遥远的魔都，城门大敞，还在无条件接纳一些络绎不绝的飘荡灵魂。”英国地理学家麦克·克朗在论及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景观时曾说：“文学并不只是提供地理客观知识的情感对应物，而是通过展示与个人趣味、经验和知识相关的各种景观，给出认识世界的方法。”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景观并不是单纯地反映外部世界，而是融注了作家的主观情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白先勇对于自己国家的民族情感、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认知，使之对于以美国城市为代表的美国社会产生本能的排斥和抗拒，这深深影响了他笔下西方城市的表征方式和对西方城市现代性的认同。美国城市现代性可谓是客观现实，即便迷失在中西文化选择中的吴汉魂也并不否认城市现代性的吸引力，“他不要回台北，台北没有二十层楼的大厦”，但是白先勇在表征西方城市现代性时融入了太多的主观色调，使西方城市失去了其诱人的光晕和迷幻色彩，其现代性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打压和消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先勇并没有否认西方城市的繁华和现代，只是通过主观叙述为西方城市的现代性打上了一层负面和消极的色调。而在於梨华、丛苏的笔下，西方城市的摩登繁华形象却得到彻底颠覆和解构。丛苏笔下的美国城市，公寓大楼一径是“古老灰旧色的”（这个词组在丛苏的数个短篇如《想飞》、《百老汇上》、《癫妇日记》、《芝加哥的一夜》里反复出现，似乎与她笔下的公寓大楼成了固定搭配）；纽约的哈德逊河河水混沌，颜色灰暗，里面漂浮着脏污杂物；百老汇的街道上“充满着陈腐的蠕动和抽搐；那随风飘扬的灰尘和碎纸，那行人道与马路沟沿里的狗屎和玻璃碎片”，百老汇附近长木凳上躺着晒太阳的酒鬼，人行道边站着黑人妓女、毒贩和波多黎各人妖。这样的西方城市形象，几乎是对西方城市的现代性进行了全盘否定。这部分是由于作家对于美国都市生活的认知（丛苏在《想飞》后记里曾提到：她所看到的美国的都市生活日趋滑坡，纽约在她眼里是个“表面辉煌，骨子里头一团糟”的城市），也是作家“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使然”，因为丛苏《中国人》中的很多作品中，都弥漫着强烈的中国身份认同和远离母土的彷徨和忧伤，有关中国的书写和记忆都是亲切温暖的，无论是北国的小村还是故土的乡音；与此相反，美国城市及其现代性却遭到作家无情否定和他者化。作家的乡愁情结和族裔属性显然已经悄悄潜入其对美国城市的文学书写之中。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里反复提到西方城市的破败和贫穷，“芝加哥三十几街到四十几街一带的脏和穷，比我们这个巷子里（牟天磊台北老家的巷子）还胜十倍”，“去过曼哈顿的黑人区，芝加哥的南面，洛杉矶的瓦兹街，才知道美国的丑恶是藏匿起来的……他们所代表的贫穷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贫民”，“从柏城到芝加哥的高架电车……经过的路线都是大建筑物的背面、大仓库的晦灰的后墙、一排排快要倒坍而仍旧住着贫苦的白种人或生活尚过得去的黑人的陈旧的公寓的后窗，后窗封着尘土，后廊堆着破地毯、断了腿的桌椅、没了弹簧的床……”在牟天磊的眼里，西方城市过分商业化，缺乏个性色彩，西方城市的所谓名胜古迹也无法与中国城市相提并论。对西方城市阴暗面的揭露和负面认知诚然有作家解构台湾社会崇美之风的现实需求，也与作家和华人移民的民族性和文化身份认同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英国地理学家ＤａｖｉｄＬａｗｅｎｔｈａｌ曾指出，“所有的地方和风景都是由个人经历的，因为我们是通过由我们的态度、经历、意图、和我们独特的个人情况而组成的透镜来观看这些地方和风景的”，华人移民的民族性和文化身份认同成为其认知、理解、诠释西方城市的一面透镜，经过这面透镜的情感过滤，西方城市难免会经过某种程度的变形和曲解。或许芝加哥的穷和脏、纽约的破败、甚至美国的古迹缺乏个性和岁月洗礼都是客观事实，但是牟天磊们选择把这样的城市地图绘入自己的脑海并陈列出来，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和倾向。这一点，在与作为丑角出现的某童姓留学生作对照时更加明显：在后者眼里，美国样样都好，“交通方便，娱乐场所多。一切用具都是电气，吃的穿的，要什么有什么，真好像是个天堂”。对西方城市现代性的不同认知折射出不同的国族立场和认同倾向。这些所谓的成功留美学人更加认同美国物质主义价值观，注重世俗利益、民族性较弱，成为华文作家和其他华人移民讽刺和鄙视的对象，《野宴》中的林尧成、《安乐乡的一日》中的伟成、《谪仙怨》里的黄凤仪都是如此。对美国城市现代性的全面肯定及热切拥抱与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中华身份认同似乎是相悖相离的：对于中国的国族情感越弱，就越容易认同美国现代都市并且在其中乐不思蜀；反之亦然。牟天磊、依萍（《安乐乡的一日》）等人民族意识较强，在异域环境内依然坚守中国人的原初身份，对美国城市及其现代性往往持一种犹疑和疏离的态度。牟天磊坚决拒绝认同美国，“一个中国人怎么能在美国落户呢？”代表西方城市生活的一切都被牟天磊无情地加以否定，他之所以喜欢台湾的乡居生活是因为终于可以摆脱当时美国城市所特有的“穿梭似的汽车”、“头顶上的机声”、“远处心烦意乱的电影广告”以及“披发少年所唱的现代爵士”。所以，可以这样说，作家和和华人移民的民族性对其美国城市书写和体验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挤压和驱逐。

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西方城市，不仅充满华人移民的负面体验，其城市形象以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性也被大打折扣，这与这一代美国华文作家的国族立场存在着深刻的渊源。这一代作家虽然身在异国，却对祖国原乡怀有一份深情，表现出坚定的民族立场和中国人身份认同。强烈的民族性使这一代作家在看待美国城市时无法做到客观和亲和，透过其文化认同和个人经历构成的情感滤镜，美国城市形象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其现代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打压或消解。所以，这一代华文作家笔下的西方城市负面书写和现代性解构与其民族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互为因果，彼此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