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慧的来临》中，诗人穆旦(1918-1977)把人描绘成“不断分裂的个体”，在时间的激流中，感叹生命的流逝，发出对“失去的生命”的呼救。这首诗所关注的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时间体验以及与此体验相联系的个人“自我”的分裂是穆旦1940年代诗歌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主题。同属九叶诗派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袁可嘉称穆旦是1940年代新诗潮“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因为穆旦是“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而这种“求之于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搏斗”的自觉性也正是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注重之点。  

1940年代中期，袁可嘉针对当时诗坛新诗流于“说教”、流于“感伤”的倾向，提出“新诗现代化”的观点，呼吁寻求诗的“新传统”，即“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这一“新诗现代化”理论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特别是艾略特的诗歌与文论有密切关系，正如袁可嘉提出的，“新诗现代化要求完全植基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认识，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袁可嘉更把穆旦看作是新诗新传统追求中的领军人物，认为他在新诗“现代化”的追求上“比谁都做得彻底”“九叶”诗人之一唐祈则称穆旦是“40年代最早有意识地倾向现代主义的诗人”，并能把“艾略特的玄学的思维和奥登的心理探索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特有的诗风。   

探讨穆旦这位“新诗现代化”实践做得最为彻底的诗人其1940年代诗歌创作的现代主义追求，有必要先对袁可嘉提出的“新诗现代化”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诗歌传统做一些讨论。本文将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的非线性时间观人手，讨论时间观念变化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非线性时间观在袁可嘉诗歌理论中的体现。袁可嘉作为九叶诗派这“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中主要的诗歌理论家，其“新诗现代化”理论倡导的是一种“中国式现代主义”，用以艾略特为中心的“现代西洋诗的经验作根据”，追求笔者所称的诗歌的“戏剧性综合”( dramatic syn-thesis )，而这里的“戏剧性”在笔者看来则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注重诗歌与戏剧的关系，用袁可嘉自己的话说便是“新诗戏剧化”，以戏剧人诗或突出诗的戏剧性表现；二是强调对历史作颠覆性的反思。这两个层面的“戏剧性”都反映出袁可嘉把非线性时间观作为新诗现代化的基础，希望新诗一方面能突破直线的、单一的表达方式，形成多层次的诗歌结构，另一方面又能表现出突破线性时间观念的现代历史观。探讨这两个层面的“戏剧性”如何在穆旦诗歌中体现，便可比较深人地研究穆旦诗歌的现代性。笔者认为，穆旦诗歌的“戏剧性”一方面体现在他对于诗歌创作的非线性结构以及对在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中被孤立、被囚禁、被异化的个人内心的多层次的、极富戏剧张力的刻画的追求;另一方面，穆旦诗歌更反映出他强烈的、颠覆线性时间观念的历史反思。过去、现在、将来不再是线性时间流上互不相干的不同时段，它们相互影响，让诗人对过去矛盾、对将来怀疑、对现在执着。

针对当时诗坛盛行的“说教”“感伤”之风，九叶诗人之一袁可嘉在1940年代中期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观点，希望建立起新诗的新传统，而这种新传统他在多年后称之为“中国式现代主义”。如果说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发源于西方，那么所谓“中国式现代主义”，正是一种将中西相结合的综合传统，袁可嘉称之为“现实、玄学、象征的新的综合传统”。这一“新诗现代化”的理论是建立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文学相一致的非线性时间观上的，而非线时间观表现在文学中便是以非线性、多层次的结构代替线性叙事，并且更多地专注于具体多变的经历与感受以及个人多层次的意识状态，用袁可嘉的话说，便是“从抒情的进展到戏剧的”，达到新诗戏剧化。    

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是希望在新诗创作中追求一种笔者所称的“戏剧性综合”，这一“戏剧性综合”一方面是让诗歌以迂回、暗示的方式，突破线性结构，达到多层次的、戏剧性的表达(dramatic expression )，而另一方面则是严肃审视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从而对历史作颠覆性的反思(dramatic rethinking )。穆旦作为“最彻底”的新诗现代化的追求者，在其1940年代所创作的诗歌中充分体现了他在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诗歌戏剧化探索的努力。“戏剧性综合”在穆旦的诗中，首先表现在他对于诗歌结构以及情感的戏剧化表现的追求。他常常把看似不相关的事物、相反相成的情感、甚至多种角色、声音并置在诗中，使得诗歌打破线性模式，呈现一种戏剧化的表现方式，或者用文艺理论家弗兰克的话说，便是让诗歌获得了一种“空间形式”。    

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提出要“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现代西洋诗的影响”，而穆旦的诗如周压良在对他的诗评中所说，最能表现“现代中国知识阶级的最进退两难的地位”，他们“虽然在实际生活上未见得得到现代文明的享受，在精神上却情不自禁地踏进了现代文化的‘荒原”，这里的“荒原”一词正是出自艾略特最著名的长诗《荒原》。因此，在讨论穆旦诗歌现代化追求的同时，以艾略特的《荒原》作为参照，可以进一步对穆旦诗作中“戏剧性综合”最为显著的方面，即对与个人内心世界、心理空间的探索进行深人的探讨。一如《荒原》，个人在穆旦的诗歌中也是分裂的，经受囚禁之苦，内心充满搏斗与挣扎，然而不同于艾略特笔下背对着荒原、较为被动的个人，穆旦追求的是积极直面现实的个人，有勇气直面“荒原”、勇敢地“向着一片荒凉，和悲剧的命运”走去的个人。    在时间维度上，穆旦诗歌的戏剧性追求还表现在其颠覆线性时间观的历史反思上。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一文中反映出非线性的历史观，强调过去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而他的长诗《荒原》不仅以破碎、分裂的形式表现现代文明的崩溃，更希望通过诗歌以完美的过去来拯救分裂、崩溃的现在。与艾略特一样，穆旦也把过去、现在、未来看作是相互作用的、甚至同时并存的时间点，但穆旦却希望更多地把目光放在现在与未来。在诗歌中，穆旦常常表达出循环性的历史观，把人类文明所带来的暴力认为是使历史被禁锢在恶性循环之中的主要力量，而人类则需面对被困、被围的生存状态。抱着如尼采所推崇的“爱命运”之肯定的人生态度，穆旦在诗中表现的是对“被围”命运的肯定以及对于冲出重围的决心。（本文由中国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官网咨询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