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加梳理就会发现，侠的地理分布竟然和中国武术由北而南的传播走向大体上是一致的。郑春元在《侠客史》中提出“武无侠不立，侠无武不成”，侠的出现和发展，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文”与“武”两种文化的撞击，也传达了上层社会对民间武侠现象所作的文化上的反响。这一撞击和反响，对于华夏民族文化性格的自我塑造过程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纵观历代武侠的表现，在其历史演变的轨迹上呈现出较为明晰的阶段性:违法抱怨是战国至秦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思潮之一，秦汉的游侠精神实质是反正统、倡私自复仇的，其内化为中国古代文人和民间一种持久的心态有着特定的历史过程和各种原因。随着奴隶社会的瓦解许多能人异士只能依附于豪门贵族，如荆辆这样的侠士将复仇与报恩结合成侠义的典范，在复仇与报恩的演绎中，将先秦忠义之辈对知遇的渴求，对现实的不满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诊释了侠士心中个体价值高于生命，以命报恩，以命取义的价值取向。因此先秦时期侠义精神的“节奏”是“快意恩仇”，在轻命重气、贵交尚信中将信义推人人心;从纵向的历史来看，不论是与靡靡之音盛行的南朝，还是与柔弱的老是被动挨打的宋代相比，我们都有理由说唐人不仅崇文而更尚武。的确，唐代的武术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主要是因为，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天下一统使人们坚持尚武精神有了依托，特别是唐代民族大融合与开放的文化政策，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高度张扬，帝王崇侠尚义，促使任侠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长安重游侠”足可为证。在这种文化、政治环境下中国武术侠义精神充满着“积极进取”的“旋律”，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充分表现在游侠诗中。如“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表达了侠士们奋不顾身的报国热情和安定边关、维护和平的殷切希望。两宋期间，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交锋中，宋朝的懦弱迫使人们思考，忧患意识得到发展[8es2500同时经世的思想也被大力宣扬。忧患意识是经世思想的内在意识，而经世主张则是忧患意识的外在表现。特别是“靖康之耻后国破家亡，人们生灵涂炭，生活流离失所，这时民族忧患意识空前高涨。捍卫民族的尊严和反抗民族压迫成为共同的道德规范。总之，两宋时期的忧患意识、坚持民族气节的观念对武术侠义精神由“小义”向更高层次爱国“大义”的质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忧国忧民”是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武术侠义精神的“主题”。在近代，中华民族经历了四次民族意识觉醒的历程:鸦片战争后先进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五四运动期间民族觉醒意识的升华，抗日战争期间民族觉醒的全面高涨。中国武术的侠义精神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汲取新的营养，以丰富和充实自身的内涵。相对于过去而言，中国武术侠义精神在近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铸”，即转变固有形态，适应时代发展。重铸的主要内容是将狭隘的“爱国主义”在社会变革的熔炉中褪去旧貌，得到重铸，升华为近代爱国主义。因此，“重铸”是晚清至今阶段中国武术侠义的精神图腾。

1 “快意恩仇”:先秦时期武术侠义精神的“节奏”

先秦之时，习武之风盛行，强大的尚武传统为侠士们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早期的许多武林侠客只热衷于抑强扶弱、快意恩仇，国家意识薄弱，游侠阶层兴起。那时的侠客义士并非以动武为唯一要件，而是更重“仁义”二字，他们行侠多是与政治性的战争无关，不关乎国家民族大义，均是个人私情中的“匹夫之勇”，以此来宣泄自己的“快意恩仇”，这也是古人“尚群体友爱，重人间情谊”的伦理观念的直接体现。《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行刺赵襄子，只是为了“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无独有偶，聂政忆严仲子知遇之恩，独自一人仗剑人韩都阳翟，刺杀侠累于阶上。郭沫若曾写历史剧《棠棣之花》，歌颂聂政的侠义精神，当今河南境内还设有纪念他的聂政台。那些“他们”只顾江湖风波而无意天下兴亡，也无意充当社会正义的化身和楷模。在诸侯争霸、朝代更替的时局，需要仁人志士大显身手，这就给出身平民市井、卿相贵族的游侠以纵横腾挪的疆场。游侠们这种甘愿“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特质成为当时统治者把控武侠志士的利器，专诸以鱼藏剑舍命刺杀吴王僚的英勇行为，是为报公子光的“善客以待”，无意之中帮公子光坐上王位;朱亥椎杀晋鄙、荆辆刺秦王亦是如此，怎奈“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很多武侠为报“知遇之恩”有意或无意地卷人政治斗争，出于“受人之义而不死其难，则不义”(《吕氏春秋·观世》)观念的影响，“匹夫之侠”们只凭义气无意识地服务于诸侯权贵的政治活动。

当时，为争宠而相残之事，史中不绝书，而且大都是有才气的文士。武侠阶层行为准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他们轻命重义、贵交尚信。也由于这种对社会的姿态，对争权夺利的厌恶，这时期的人们对信、义有着更高的期许。基于此，义勇双全的侠者带给了人们更多的想象。于是，在崇武尚勇的基础上，信、义观念与原始氏族的正义观念结合而成“侠义精神”。武术中的侠义负载着史前质朴的尚武传统，承载着快意恩仇的质朴，却与此时诸子百家(除墨家)的义大不相同，致使大多数对武侠阶层持有一种排斥态度。不难理解，韩非将侠士们归结为“弃官宠交”“肆意陈欲”“以武犯禁”的一类人，而在诸子著述中对武侠现象也鲜有记载，或作为反面例证存在。难怪司马迁感慨“自秦汉以前，匹夫之侠，淹没不见”。在当时，武术中轻生往死、舍生取义的侠义行为太个人化、太情绪化易被人控制和利用，被史籍看做“匹夫之勇”而已，没有上升到家国大义层面。

尚武精神盛行的社会背景中，儒家思想对“武”的影响，为“侠”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因，也为“侠义精神”的形成和沉积起到推进作用。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虽瞧不起武夫却极其重视武备，儒士从事的“六艺”中就包括射和御，可见孔子对功夫的重视程度。儒家的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处世风度也逐渐影响着侠士的行为，侠士加人儒学门派的事情时有发生，子路就是很好的例证，也就有“天下人皆曰孔子能止暴营非”之说。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分层中，“武士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阶层，具有人身自由权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这群人坚持“舍生取义”的态度看待生命与信义的关系。墨家代表贫民百姓的利益，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的社会抱负，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墨者滋养了一身侠气。实际上武侠精神也因为墨家的影响力，而广泛传播于社会各阶层，形成平民社会的侠义传统。道家庄子崇尚自然，不拘小节，避身于山野，促进侠不受世俗与礼教约束，敢于对抗统治阶级，寻找社会大自由。后来的武侠小说中不少道教人物充当武林角色，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不难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于中国武术侠义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

2 “积极进取”:秦汉至隋唐时期武术侠义精神的“旋律”

秦汉帝国是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巩固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不断稳定，“天下一家”的观念由一种政治认同升华为民族的文化精神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纽带与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在大一统精神的指引下，秦汉帝国迸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敢于进取的武勇精神开拓疆土，在异域民族面前展现开拓进取的博大胸怀。汉初期，政治和文化都处于上升期，统治阶级野心勃勃，与尚武精神为特征的武侠阶层联系紧密。正是汉朝尚武的社会风气和统治阶级的养士行为对中国武术的发展极具影响，也使得任侠精神再度勃兴。然而，当豪侠势的武装力量和社会影响力对皇权构成威胁时，统治者则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打击。郭解全家被汉武帝勒令迁徙就是很好例证。不过，这种打击并没有对尚武风气造成任何影响。如果说，“大一统”精神是民族精神基本构建完成之后的第一次调整。从东汉时期名节观念到魏晋时期的玄风大盛，是继此之后的又一次调合。那么，东汉时期士人普遍重视名节，维护国家统一，主持社会正义，针贬时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逐渐深人到个人精神世界中，此时的侠士们更注重了对社会正义和天下大义的追求。

乱世杀伐，生命遭受残害的同时汉代儒教的礼法遭受冲击，个体生命从礼法的束缚中解脱之后，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这时期的侠客更加注重自身武功造诣，追求自由人格、超越的生活态度，但又不乏强烈的人世意识。魏晋时期权力斗争对武士的需要为武侠阶层成员进人上层社会创造了契机，习武从军不失为一条改换门庭的终南捷径。例如，许褚及其随从被曹操“同日拜为将”，翻开史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也滋生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尚侠夸饰之风弥漫于上层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代由于社会整体尚武风气盛行，上至王公贵族，下到普通百姓，无不推崇习武。开疆拓土，势不可挡，国人的民族意识与英雄情怀空前高涨，一种“捐躯赴国难”豪气融人侠义精神。唐代开放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使得开放进取、自信乐观成为时代精神。“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开阔胸襟，“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的豪迈气概，唐代人士以文质彬彬的姿态和以英雄气概的心理来接受武力，体现了对武术本身的尊敬和对为国争光行为的崇拜。由此，唐代民族大融合与开放的文化政策，帝王崇侠尚义，促使唐代任侠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长安重游侠”(《结客少年场行》)足可为证。此时仗剑行游的侠客们多可通过驰骋边关，做到保家卫国，进而得到回归文明社会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时游侠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分层。据陈山先生所论，有上层侠和民间侠之分。上层侠是凭借贵族地位而声名显赫，只有民间侠保持着传统武术的狭义精神和武者的生活状态。唐代武举制与重生观念双管齐下，唐代小说中的侠客不但继承了唐前的侠义精神及其行侠模式，而且还发展了唐前侠客所不具有的高强武功，摒除了只凭借侠肝义胆前冲的“匹夫之勇”，将高强武功作为侠客行侠仗义的基础。在行侠过程时不再以牺牲自己为代价，“高强武功”与“侠义思想”结合为一体，处处表现得游刃有余，令人喜闻乐道和向往，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唐朝时代背景下所孕育和演绎的侠客形象成为后世的典范，侠客们也有了忠君敬主的观念，中国武术的侠义精神开始作为主流文化形态，将游侠上升至道德高度，并造就了中国文人的“侠客梦”。唐代李德裕《豪侠传》中指出“夫侠者，……必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南兼之矣。”“侠”“义”并提，相互依存，成为了后世武者的共同信念，中国武术的侠义精神基本成熟。自此以后，“侠义精神”观念中“义”的比重增大，而且在每一代武者中践行。

3 “忧国忧民”:宋元明清时期武侠精神的“主题”

侠义精神的成熟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它可以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能够与时俱进地形成新内涵.侠义精神在隋唐成熟以后，经历宋元明清儿个阶段，内容更加丰富，内涵发生着微妙变化。宋代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节点，因为近代中国许多文化因子都能在宋代找到他们的幼芽。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研究中国武术的重心放在宋代，将衍生出的幼芽视为中国武术的脱胎形态。宋时期都市社会的发达与近代城市文化的形成，民间私塾的普及传播媒介的更新等因素，促进了中国民间社会俗文化的充分发展。这种环境给包括武术文化在内的中国大众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空间，改变了它的生存方式。宋代整体社会风气重文轻武，上层社会所崇尚的游侠之风已不复存在，武侠又重新回归民间社会，于是，形成了中国大众社会的一个独特的社会范畴—武林。此时，江湖义气在侠的价值观念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而行侠的场所从市民社会向江湖绿林中延伸。

宋代民间习武行为处处可见，且出现新特点，繁华的都市刺激了表演性质的卖艺行为，习武者可借助武艺获取经济报酬，但是侠义精神永不丢失。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等带有世俗气息的行为准则成为主要人生目标，而比权较力、效功当世等价值观念已经褪色。侠义行为的性质纯是世俗性的私人朋友间的个人行为，注重江湖绿林中的忠义名声，不似专诸、荆辆、朱家等人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郭解、剧孟的社会性行为也有所不同。宋代的文弱使当权者在外族人侵时表现懦弱，刺激了人们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经世观念的迸发。在民族存亡时刻，个体行侠者数量明显减少，侠义人士摈弃个人恩怨，将视野提升到为国为民的高度。如抗金英雄李彦仙为守卫陕州城与金军奋战而英勇献身、赵立坚守孤城血洒楚州、岳飞侠肝义胆大败金兵、钟相领导农民起义勤王抗金等事迹一直都是人们传扬和歌颂的历史典故。可以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节气和忠于国家的民族，越是沧海横流、世道变迁、王朝更替、异族人侵、人们越是砒砺名节，养天地之正气，成人生之忠义。

历来“忠”与“义”不能两全，然而儒家的“忠”长期匡正着游侠的“不轨于正义”，“义”开始向“忠”无限制地靠拢，形成“义”与“忠”的合流。《水浒传》就是很好的例证，好汉们就很好地完成了从“游侠”向“英雄”的蜕变。通过报效国家、匡扶正义，从“为私”转向“为公”，由“私家”走向了“国家”，使自己的身份合法化，从而获得正统观念的容纳。当然，投“明主”之行为有时“不免在江湖落下骂名”。元明清之际，兄弟民族的加人，将富有特色的武艺技能带人中原，丰富武术内容的同时延伸了武术勇武的精神内涵，内在意义的重构使得侠义精神呈现出新的面貌。许多会武的民间艺人，将武术带上舞台，武术侠义精神在剧情中得以“真实再现”。与前期相比，报国忠君内涵由边关战事增加了平息奸王叛乱。明代开始，中国武术开始形成流派或门派，明末已有“内家”“外家”的说法，门派名声也成为武者行为的约束利器。创于宋代的拳种“戳脚翻子”，宋以降这个门派传人很多，且都行侠仗义，尤其是清中期的“魏氏一门”，于是就有“魏昌义白洋淀病中孤身击群匪”“魏赞魁一人一键三闯敌阵救战友”的民间传奇。由此看来，主流思想的长期人侵，“侠义精神”经历了一个“忠”与“义”的“较技”过程，最终到清代时期达到一个相对平衡。这一转变过程也是中国武术侠义精神的发展动力，侠义精神具有了“忠义双全”的含义，而侠者也成为具有双重人格价值的忠义侠，成为“忧国忧民”之大侠。

4 精神重铸:晚清至今阶段侠义精神的“升华”

汉文化是由多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充溢着豪放刚健气概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注人到了传统的华夏文化系统里，尚武精神、英雄主义的社会思潮绵延不绝，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肝胆相照的游侠尚武精神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风范。中国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时时与侠义精神同在，侠义精神已演化为一种民族集体心理，一种民间传统美德，其包含的高尚道德力量、超然的道义精神和正义的人格逐步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受人敬仰和欲羡。

作为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的过渡时期，晚清社会处于一个纽带作用的中间环节。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广裹和统一的多民族的主权国家;而到近代，中国遭到列强的侵凌，国家主权被侵略者粗暴蹂踊。易代之际，崇节义、重尊严、锄奸恶的“侠士们”面临生死抉择，选择舍生取义而死的忠烈，提倡杀身成仁，故“见危临难，大节所在，唯有一死”(《明儒学案》)便成为当时他们所追求和向往的“快事”。民族危亡的斗争中，“义和团”演武习拳励志靠中国功夫驱赶帝国势力，谭嗣同、李存义等志士仁人推崇任侠精神慷慨赴义，霍元甲、黄飞鸿等武术大家与国共患难不愿苟且偷生，这是中国武术中气节和忠义的再度彰显，是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民国期间，更有为国家名誉而奋力一战的忠肝义胆人士，吴斌楼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三招两式击败日本顶尖武术高手，坚决拒绝日本高薪聘请，宁愿回国做民间拳师。动乱年代许多民间拳师和拳手以报国为己任，积极投身于反抗斗争。向恺然深谙武艺之道，日本欺凌激发他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在行侠仗义的江湖性格的驱使下打抱不平、见义勇为，可以说他笔下的侠义英雄事迹则是其真实性格的映射。正是因为民间侠义精神的支撑，民间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对爱国救亡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和西学传播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在保家卫国的斗争中不忘对精神世界的开拓，这种对新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使传统民族精神得到升华。社会上人们的许多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当今社会时代更迭，文化氛围巨变，已经全然缺失了游侠行为大展宏图的土壤。然而当代的发展情形不容乐观，西方文化侵袭导致本土文化支离歧出，道德日以隐晦和悖远，拜金主义、金牌至上等价值观将武术的灵魂推向黑暗角落。于是，武者在竞技场上血腥对待对手，私下里寻衅挑事，甚至与黑社会勾结的事情时有发生。人们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武术的侠义精神经历历史沧桑流传至今，不能在当今走进一个死胡同。武术侠义精神的当代价值就是要把武术中的侠义观念真正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免疫”与“医治”当前社会的不良风气。侠之所以成为侠，做出侠义壮举，是受侠义观念所支配。自古以来，侠义观念就已成为中华民族伦理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现代这种“精神”正被忽略，被淡忘。有人曾问过金庸当代人最需要继承和提高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侠义二字。诚然，正因缺少了侠义精神，才会有公交车上不让座、老人摔倒无人敢扶、路人被抢众人围观等等社会问题的发生。面对这些，我们不禁发出与谭嗣同一样的感慨“拔剑欲高歌，有儿根侠骨，禁得揉搓?”(《望海潮》)

与古代时期相比，中国武术的侠义精神在近现代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它的“重铸”，即转变固有形态，适应时代发展。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强身报国为旨归，以正派侠义为路径，以道德修养为根基的武术观念则成为“重铸”狭义精神的向导，也是人们面对现实社会种种情态时的心灵参照。和平社会里，已经不需要侠者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但是见义勇为、扶危济困、重信轻利的行侠仗义需要继续弘扬扩大。尤其是武侠小说中处处渲染“武”，“借武写侠”，希望能“武中见侠”。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在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中留有印记，其中信、义、勇等文化符号日渐成为日常道德规范的标杆。将顺应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的武德思想传承下来，中国武术侠义精神所遵从的武德要求练武之人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有助于构建弘大刚毅的人格，使人们做到“爱国、修身、正义、助人”。所以，在这个“文风盛而武气衰”的时代里，我们更需要重审习武的目的，为武术的侠义精神找到正确道路，需要在武术侠义精神中寻出现代社会问题的缓解之策，更需要用一种科学的教育方法将其纳人人类精神文明之中。人们所顶礼膜拜的侠义精神不是远方，也不是来世，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平凡的可以永恒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