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思潮在我国兴起已有近三十年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国哲学界有一批新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在诞生和兴起，但有些领域或学科只能是昙花一现，如今很少有人再去关注它们了，而有的领域、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则是深人持久地向前发展，方兴未艾，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中西方比较哲学、社会发展哲学等。一个学术领域或学科的命运与时代生活的现实需要相关，也与学者、学术前沿对这个理论基本问题的理解密切相关。

 “人学”曾经在上个世纪末被教育部确定为二十一世纪优先支持发展的新兴学科，中国人学学会是国内学术团体中的一级学会，可是现在老一代人学理论家们逐渐离场，而新生代的人学理论家正在成长，面向有些新人人学之境的青年学者，特别面向当前我们国内人学影响力不升而降的情况，笔者曾提出人学发展需要扎根课堂，人学研究和人学教学需要相彰并重的想法。而本文的主旨则是要为哲学人学的学术位置“再正其名和再定其位”。我们对一些基本人学理论问题的理解，对这个理论领域的学术位置，对这项研究在中国当前思想解放时代中的特殊意义，都需要再思考和再认识。对于人学基本理论的重要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有激烈争论，黄楠森教授的著作《人学的足迹》就是那些重要争论的真实写照。但是在人学理论的热情红火上升时期，这些基本性的问题认识并没有推向深人，学者们多是被一些实践性较强的具体人学问题所吸引。而如今面临着国内学术前沿对人学的兴趣冷清下降的情况，我们就需要补好这一课。只有在基本理论的研究上扎稳了根，才会在从属和派生性问题的研究上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关于人学的学术位置，国内曾有的学者提出，在希腊文和英文中，都没有“人学”这个词，只有“人文主义”这个词，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没有人学这个领域，只存在着人文学科的问题，而人文学科主要是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后者不涉及人的价值和意义。即使像心理学、生理学这样直接把人作为对象的科学，也只研究人是什么的科学性问题，而不研究人应如何的价值性问题。而人文学科的各种研究都把人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中心问题。所以当前我们讲人学的话语方式应该变换为讲人文学科，而不是讲人学或哲学人学。另外又有学者提出，人学只能是一个学派或观点，把它作为学科处理不能成立。因为许多写人学的书和论文的人，实际上是把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当作人学理论(国内有许多重要的人学著述确实都是这样处理的)。这种看法其实也是在抹平人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意义。对这些学者的看法我们是需要认真回应的。当前国内学者中否定历史观、认识论、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等一些哲学领域的独立性和重要位置的人不多，但否定人学或哲学人学的独立性和重要位置的人却不少。黄楠森教授生前曾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多次讲过，他原来也不赞成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人学，只是认为人的问题是从属于社会历史观领域中的一个专题。后来在国内外人学思潮的推动和自己的深人研究中，他看到了人学是和哲学历史观、哲学认识论同样重要的，而且是最为根本性的哲学领域。黄老师还指出，我国当前的人学研究就像上个世纪的人道主义讨论一样，将会对中国哲学事业发生着深远重大的影响。所以黄老师把他一生中最为成熟和辉煌的晚年时期全部贡献给我国人学理论的研究和人学学会的工作。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像黄老师那样有着高超的自我批判和自我革新的哲学智慧，我们的许多学者在对人学学术性质的理解上，或是轻信他人，或是固守己见。列宁曾经提出过一种“哲学幼稚病”，这种疾病指向那些轻信他人的学者，这些人听了谁的话就信谁，就跟谁跑，看了谁的书就爱谁，就说谁好。黑格尔还提过一种“精神自大狂”，指向那些顽固独断的学者，他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别人的见解，总是自言自语孤芳自赏，动不动就宣布了真理事业的完成。这种独断论的方法即使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中也十分流行，一些学者讲学问和写文章都是用祈使句和命令句，通篇讲话和写文章都是“心须如何，只能如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就是如此”。他们的话语和文字毫无分析和辩驳，一旦讲完和写完就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封闭起来，再没有反思和批判。然而哲学艺术的先驱者苏格拉底却自诩为是一只大牛氓，他不断地给那个城邦里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最有权威的人们制造出麻烦。最后那些人趁着城邦暴乱失去理性之机，联合起来控告苏格拉底，把他处以死刑。这些人有一种直观，他们都看到苏格拉底是最危险的煽动者，因为如果他的质疑批判辩证法真的深人人心，那么城邦的观念和秩序都会面临着不可容忍的革命。苏格拉底总是在不断提问和质疑别人和自己的思想，从而把真理不停息地向前推进，而我们的许多学者则是完全陷人了“苏格拉底的遗忘”。但愿我们的人学事业不会被“幼稚病”和“自大狂”这样的哲学疾病所干扰，能够走出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