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的背景一一学术教育的威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色列公众对大众教育需求的认知逐渐增加，入学许可证书变得更为重要。因此，那些不提供入学许可证书的教育类型如职业教育便使学生感到不满和失望。在公众意识中，职业教育与“低水平”和“不筛选”紧密相连。即便该体系内的学生在学术上投入了更多时间，参加了更多科目的测试，但高等教育机构在接收这些学生时依然另眼相看，设置高门槛，且不承认和不尊重他们的付出。如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校长就明确表示工科大学更喜欢在数学或科学学科上拥有高级入学许可证书的毕业生，而非拥有技术类证书的毕业生。理工学院不承认国家技术证书，使其变得毫无价值，从而使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几乎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技术教育。同时，在其入学要求中，理工学院同样拒绝考虑技师和实践工程师先前的学习经历。

为应对公众压力，职业教育体系从转变目标开始，被迫改革自身。即将职业教育的初始目标一一为就业做准备，逐步演变定位为通识目标一一为大众提供基础教育。同时，职业院校理论课程数量的增加导致技能实践的培训减少一一职业教育也逐渐趋同于学术教育。结果，适得其反，这些变化不但没有一改职业教育的欠佳形象，反而使其处于被同化的危险境地。

(二)改革的实施及结果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色列工业和技术飞速发展，这也激励了职业教育的管理者在更新技术教育方面进行又一次的尝试，为社会服务。为此，以色列教育部将这个挑战放在了由技术教育主管塔米尔领导的公共委员会身上。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活跃在技术教育领域的所有机构代表、经济学领域学者、以色列制造业协会、以色列国防军，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员。1985年该委员会提出改革职业教育的建议，并出版《2000年的以色列技术教育》一书。该书描述了以色列未来时期的特点，强调技术和工业的发展，注入了一种工业革命的观念。委员会建议通过改变职业教育的课程结构来使职业教育适应这个新时代的特点，并同时满足学生自身的就业需求和能力发展期望。为此，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六至八年的试验期计划，希望使整个职业教育体系逐步运转起来。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置上，委员会却将通识课程设置为重头戏，规定为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着重培养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能力；将职业技能类的专业课摆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设为每个学生的辅修课。如此地本末倒置，使得以色列职业院校名存实亡，也使得职业教育又遭受一次无形打击。

结果，在实施该职业教育改革一年后，以色列申请学术教育的学生数量从40%提高到了49%，而申请职业教育的学生数量则从52%下降到了48%。职业教育又一次回到了防御性的位置，因为它没有像宣称的那样成功地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达到一定的成绩，也没能改善职业教育自身的形象。这种情况下，教育部决策者自身也加入到了对职业教育的批判队伍中，对建国以来职业教育所取得的成效视而不见，甚至没有考虑以色列社会对各领域中熟练工匠和专业人员的需求。这样的结果，使以色列领导者对职业教育的主观重视与实际政策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发展职业教育的理想与现实愈走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