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直接促动还表现在发展公司制度方面。洋务民用企业首开中国企业采用近代公司制之先河，经李鸿章批准的轮船招商局《创办章程》第一条就载明:“(中国)轮船之有商局，犹外国之有公司也”。李鸿章明确说道:“轮船招商局，本仿西国公司之意”，留他在该局创力、之初，还有过将其易名为“中国轮船公司”的打算。有人称李鸿章适应时代要求，设立轮船招商之局，“虽不曰轮船公司，其实则与轮船公司无异矣”。其他洋务民用企业也莫不步招商局之后尘，以“公司”自诩，在企业结构与运行方面均对西方公司制有所仿行。由于招商局等“公司”的经营规模、经济与社会效益绝非独资或合伙经营所能企及，因而对民众投资理念的转变产生了重要促动作用。当时上海的主要华文媒体《申报》曾这样评论:“中国向来未开风气，并不知有公司之说，……今日则风气大开，公司众多，自招商局开其先声，而后竟相学步……人见公司之利如此其稳且便，遂莫不蟠然改图，一扫从前拘墟之成见，于是(对)济和保险、开平煤矿、平泉铜矿、机器织布、机器缥丝、长乐铜矿……莫不争先恐后，踊跃投股。”，

可以说，资本的商战意义首先由洋务官员领悟和运用，他们注意到西方不仅有坚船利炮，而且有先进的经营制度，这就是公司制。公司制不仅使西人的资本得到联合，使其对华“商战”实力大为提升，而且使得洋商得以在中国募股集资，从而使民族资本不仅不能一致对敌，而且“倒戈相向”。所以李鸿章等人主动通过洋务民用企业“仿西国公司之例”，惮集资的同时，实现“合力”的效果。这说明，李鸿章等人非常重视华商的“民族心”与华资的“民族性”。

正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外国公司制被视作“西技”之一。有识官员指出，“公司一事，乃富国强兵之实际，亦长驾远驭之宏规也”、“二百年来英商之所以横行四海、独擅利权者也，……公司一也”。，不仅英国如此，“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莫不如此，“西洋公司资本之雄，动以数千百万计，断非一人一家之财力所能就”、“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而“多财善贾”正是西方列强对华侵攘权益的根本手段之一。于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动员资本”遂受到有识官员越来越多的重视，而实现“资本动员”的有效途径就是采用公司制。

为了促进中国资本进行联合，加快工商实业发展，晚清政府自戊戌变法开始，频颁法规，不断加大扶持力度。1903年颁布的《奖励公司章程》(1907年予以修订)、1907年制定的《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等，分别规定了对华商投资创办公司的各项奖励办法。在政府鼓励和民间响应的互动之下，晚清实业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通过著名实业家张誊的创业历程，就可以看出经济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动力，开明官绅在践行新式企业制度方面发挥了前驱作用，晚清政府则尽可能地营造了有利于公司发展的政策环境。有人甚至认为，单从法规、政策上来说，政府方面对华商创办实业，可谓“体恤至周”。

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斯指出:“知识存量的累积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迁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晚清洋务民用企业的“公司制示范”和洋务派知识分子(又称早期改良派知识分子)对于公司制度的积极传播，分别提供了相应的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而政府又不断通过法制等手段普及国民的制度知识，增加其关于公司知识的了解欲望与实践动机。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内的“公司知识存量”成倍增长，对于国人创办公司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过，也应看到，晚清关于公司制知识的传播，首先生成于知识阶层，集中于通商口岸等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而对内地的影响则有一个时间差。例如当沿海地区公司经济已得到初步发展之时，而在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则“商业不发布，商人无学，商界不充，商情涣散，不知何以为商德，不知何以为公司”。至戊戌变法时期，四川维新人士“劝蜀商急宜立公司，以保利权”，效果有限。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公司律》颁布，朝廷实行奖励公司的政策，推行一系列劝办公司、振兴实业的措施，川省商界才“大开生面”0但同时，这一史料也表明官方倡导对于晚清公司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正如时人所言:“我国比年鉴于世界大势，渐知实业为富强之本，朝野上下，汲汲以此为务。于是，政府立农工商专部，编纂商律，立奖励实业宠以爵衔之制，而人民亦群起而应之”，创办各类公司“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也”。据统计，截至1910年，在农工商部注册的企业共计345家，额定资本17648.32万元，其中股份有限公司197家，额定资本16598.881万元，股份无限公司2家，额定资本18.108万元，合资有限公司68家，额定本686.229万元，合资无限公司29家，额定资本127.147万元。

当公司制度大兴之后，晚清中外经济战遂拓展为“商品战”、“矿权战”与“资本战”等多个战场，尤其是通过资本战，国人的“民族共同体”、资本的民族性得到进一步体现，中国经济民族主义达到第一个高峰。对此，笔者已另有鱼论，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