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文化对自身普遍性的认识和表述，肇始于启蒙时代以来欧洲人通过自我认知。其在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性的扩张和发展，不断的扩大自己的文化内涵和外延，并在当前全球化和后现代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或普遍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现当代世界的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文化价值秩序，一种判断世界文化、文明与否的普遍性的价值标准。

这种西方世界文化概念，通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话语中被确定下来的。历经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韦伯等思想家逐步确立和建构起来，通过从抽象的个体、私有财产、权利、理性、市民社会、世界历史到目前的普遍性的国家形态、全球帝国的形态等诸概念在意识形态中的确立，使现代西方文化的主体性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获得了一种“历史规律”的普遍性，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这种普遍性的自我认识和表述就是“包含着一种将价值、利益和意义领域里的西方关于自我的认识和表述作为客观历史领域里的普遍性强加给他人的过程，并将它作为改造整个世界，改造一切他人及其固有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习俗的一种理论依据。”尤其是德国学者韦伯提出只有西方的精神生活才能内在的通向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只有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和心理结构才能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和普遍性进行论证。这种理论表述实际上就是将现代世界历史看作是西方的内部世界，把变化的世界据为己有，进而把西方的历史、资本主义看作是西方自身内在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一个产物。而在这个过程中，消解了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及价值体系，使其追随资本主义现代性所规定的方式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进程中，与西方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内在化和普遍性表述相比，其他非西方世界的“他者”文化就从整体上被外在化和“他者化”了。

一般认为，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及韦伯等西方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认识和表述，西方现代文化同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及在法律和公理基础上将自身作为现代世界的普遍性建立起来。一方面宣称西方现代文化就是文化本身，是世界唯一的、普遍性的文化，因为“它最符合人的本质，是最自然和最发达的。”从而，力图将“他者”“西方化”或“美国化”，这种片面的普遍化的企图成为现代世界文化价值冲突的根源;另一方面又使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即所谓的普世价值、普遍人权、个人自由等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逻辑，这就意味着非西方的国家因为不信上帝，也就没有信仰，因而也就是没有自由的国家。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他们政府的打击和军事干预，乃是西方自由精神和自由意识在历史世界中的实现。在他们价值认识上，那些国家因为不信上帝，“所以他们不配享有、也更不能产生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以及由基督教所保证的个人自由的信念，那些建立在异教基础上的国家，因此就不能被称为是自由国家乃至国家。”这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和解决世界上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冲突时，主要是通过干预而不是谈判的方式的原因所在，在其背后凸显了这种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和文化自我认识及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