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封给罗素的信里，维特根斯坦指出，他的‘主要论点’就是用命题，即用语言能够说的同不能说而只能显示的东西之间的区别。他说，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也揭示着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首要任务，即运用逻辑的方法对语言的形式进行分析，揭示被表层语法所遮蔽的真正的“逻辑形式”，从而认清语言的本质，并以此消除哲学家们因对语言的错误使用所造成的混乱。《逻辑哲学论》作为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的代表作，集中展现了维特根斯坦的以上思想，并在该书的序言中表露无疑:“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可说的东西，都可以明白的说，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则必须对之沉默。对此，维特根斯坦所采用的宏观的逻辑方法是，通过对能被我们的语言所描述的领域—“可说的”的说明，来反向界定那些“不可说的”，亦即只能被显示的领域。

一、可说的

由于厘清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认清语言的界限的根本途径(界限内是可说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从对世界的逻辑结构的考察人手，继而揭示语言与世界的图像关系。

在《逻辑哲学论》的开端处，维特根斯坦便将这样的命题展示出来:“世界是所有发生的事情”.由此，我们便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与我们的常识中的那个包罗万象、无所不在其中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既然它被定义为“所有发生的事情”，那么“所有发生的事情”又是什么呢?在其后的论题中，维特根斯坦是如此定义的:“发生的事情，即事实，是诸事态的存在”。既然事实是由“事态”构成的，那么“事态”究竟为何物?“事态”的德文原文为Sachverhalt，指构成事物的要素。英译者最初征得维特根斯坦的同意，将其译为atomicfact(原子事实)。后来，英译者发现“原子事实”是罗素常用的概念，常被指谓经验要素，这显然不是维特根斯坦的原意，故又将其重译为、tateofaffairs(事态)，现已成为通行译法。总之，维特根斯坦将构成事实之要素或状态，称为“事态”。而每一事态的存在与不存在的可能性则分别表示为正的事实和负的事实，在此基础上的所有正的事实所构成的全体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之所以维特根斯坦强调“所有发生的事情”(正的事实)是世界，是因为“发生的事情”在规定自身的同时也规定了所有“未发生的事情”。为了在逻辑上对“世界”的界限作出说明，维特根斯坦引人了另一概念“逻辑空间”，并强调世界是逻辑空间的子部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逻辑空间是由事态组成的，是所有事态的总和;而每一事态都具有存在和不存在两种可能性，n个事态就有2的n次幂种可能性;而每一种可能性也都代表了一个可能的世界，或者说是逻辑空间中的一个逻辑位置。逻辑分析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因为如果没有一个逻辑的基点存在的话，那么逻辑分析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倒退过程，不仅将导致逻辑构造的诸部分的内在关联得不到保证，而且世界与语言的沟通也将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沟渠。因此，维特根斯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事态是诸对象(物，事物)的一种结合”.维特根斯坦认为，虽然对象的存在不可说，但做如此的设定是必不可少的。其一，虽然对象与对象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对象自身所具有的“配置的可能性”决定了它只能在配置而成的事态中显现;这也就说明了，对象的“配置的可能性”为事态的存在的可能性继而事态构造成事实以及事实构造成世界均提供了可能性;也由此，世界被分析为具有严密的逻辑可能性所组合而成的整体。其二，设定如此一个不可言说而只能显示的实体，可以彻底摆脱揭示一个命题的意义必须无休止的追问与其相关的另一命题的无限倒退的尴尬境地。

关于语言与世界的图像关系，维特根斯坦说:“全部的实在就是世界，图像是实在的一个模型。在这里充当图像作用的就是我们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也将语言视为最为稳定的思维的表达式;他还把思想看作有意义的语句，因此，如果语言是实在的图像，那么思想必然同样是图像。

语言之所以能作为世界的图像而存在，是由于二者具有“摹绘关系”。维特根斯坦认为，摹绘关系存在于构成二者的成分的一一对应上，而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则源于二者结构相一致的可能性，也就是“图像的形式”。在此基础上，既然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那么语言是由什么构成的?维特根斯坦回答说:“命题的总和就是语言。命题是具有“真假两极性”的语句，它的意义就在于对事实进行摹绘。正如事实是由事态构成的一样，任何命题都可以分析为特定意义的简单命题—“原初命题”，反之，任何命题也都是这些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项。由于所有的事态均具有存在与不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命题的意义可以被更精确的表述为:“其与事态的存在和非存在的可能性相一致和不一致。

在对世界的逻辑结构进行分析时，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世界的逻辑基点—对象，并且在语言对世界的摹绘中，命题是事实的图像、原初命题是事态的图像，那么与对象相对应的命题的根本成分是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称其为“简单指号”，也就是“名字”。因此，名字与对象的对应关系，才是“语言是世界的图像”的根本保证。名字应该代表一个被称之为“对象”的简单的东西，而它所表示的对象就是它的意义。但是，名字本身并不具有意义，因为它只不过是未被使用的“材料”，所以名字只有在命题中出现时，才能表示某种简单的对象，进而获得意义。因此，名字并不是它所代表的对象的图像，它也没有说出任何东西。我们只能在名字所组合而成的命题中，以一些名字的组合来摹绘一些对象的配置。

维特根斯坦对“图像论”的表述，已经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究竟什么是“可说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可说的”也就代表了它是“有意义的”(命题)，而有意义的也就是那些描述了事实的真正的命题(非逻辑命题)。真正的命题既包括原初命题也包括复合命题，因为所有的复合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项。因此，只要我们能获得少许的基本命题，我们就能描述整个世界。

综上所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可以看作“语言是事实的图像”和“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项”这两部分的结合。但是在对这种结合进行述说时，总会不自觉的触碰到第三个领域，也即关于那不能说出只能显示的东西(对象、逻辑命题等)的学说。虽然维特根斯坦已经意识到我们能说出的终究是如此的少，但是他的态度仍旧是坚决的，即不能因为自我欲望的不满足而对语言进行越界的使用。

二、不可说的

在对这一领域进行观照之前，首先有必要对维特根斯坦对“可说的”领域的述说中所触碰到的那些“不可说的”东西做一个重新的区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对象”是一个不可说的概念，同时也提到了设定对象存在的必要性。除此之外，“事态”同样是一个不得不做的假设，维特根斯坦也承认这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却是不可避免的。在“图像论”中，虽然图像可以摹绘实在，但是它却不能在自身之外来描述自己的表现形式。因此，图像与事实相一致的“图像的形式”同样也是不可说的。这一点是清楚的“能够说出的东西只有用语句来说，所以关于理解一切语句所必须的东西，就什么也说不出来。此外，维特根斯坦曾提到思想是有意义的语句的观点，似乎暗示了语句的名字有可能是思想的成分。但在《逻辑哲学论》完成后的一封与罗素的通信里，维特根斯坦否认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思想不是由名字构成的，而是由心理的成分构成的，这些成分与实在的关系，同名字是一样的;这些思想的成分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思想必须有这种成分，它们与语言的名字是相对应的。除前所提，逻辑命题的不可言说性也是不容忽略的。之所以在提到“真正的命题”时将逻辑命题排除在外，是因为:一方面，逻辑命题作为“重言式”或“同语反复式”没有表述出任何思想，它们也就没有说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真正的命题只是说明了事物是怎样的，而并不说出事物必须是怎样的。由此，既然逻辑命题并不是真正的命题，那么其也自然不能被述说。

逻辑命题的不可言说性不仅彰显了语言自身的实在性要求，而且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世界上并非存在“必然性”这一属性。这也就从逻辑上说明了伦理学在世界中存在的不可能性。遵循维特根斯坦对摩尔所做定义的采纳，“伦理学是对善的事物的一般性探索”，对其作同义替换，则可说成是对有价值的东西的探索、对正确的生活方式的探索、对真正重要的东西的探索…究其共同的特征，也即伦理学的典型特征，则是力图寻求为我们的意志行为提供绝对无条件的价值标准的东西，也就是在传统的规范伦理中常被视为具有“应当”效力的东西。但是，世界的偶然性已经决定了，即便是我们的意志都不能必然的产生我们意欲的行为。维特根斯坦在他的笔记中表述了这个思想:“我不能使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屈从我的意志:我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既然世界上的所有事实都是偶然发生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什么东西具有绝对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一个判断善恶的终极标准。并且，换句话说，事实如此并不能推论出应当如此。因此，在世界中只存在关乎事实描述的真与假的事实判断，而并不存在关乎行为的好与坏、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同理，在世界中所能被我们述说的只能是关于事实的命题，并且在这些命题中毫无价值的区分，而关乎伦理价值的命题终究是不可能，当然也不能被述说。但是，在世界之外是否有一个非事实的、超事实的、不可言说的领域存在呢?维特根斯坦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个超事实的、不可言说的领域就是我们的形而上主体或自我所沉浸于其中的神秘的体验之域。对于这一神秘领域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态度是:它显示自身，因此无需证明。我们知道，人类生存的意义总是与其作为存在者所欲达到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而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总是促使人类去追求终极的幸福。但是世界中无价值存在的事实已经宣告了这一目标在世界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就意味着，世界中的事实只能促使人类提出关于人生意义的诸多问题，却终究不能对这些问题子以解答。既然人生的意义不可能存在于世界之内，那么它只能存在于世界之外。因此，我们作为经验的主体要想获得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超越事实构成的世界去做形而上的体验，进而使自己成为与世界的界限合而为一的形而上主体。由于世界同语言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因此，作为形而上之主体的“自我”不仅是世界的界限，同时也是语言的界限。但正像眼睛所能看到的仅是视野中的事物而不能看到自己一样，语言所能描述的仅是世界中的事实而不能述及世界的界限或语言本身的界限。因此，即便在世界之外存在着某种绝对必然的神秘之域，语言命题也不能对其内部的诸事项做任何的越界描述。事实终究不能以人的意志情感为转移，但是能把世界体验为一个有界的整体，无论如何都是神秘的。

如前备述，世界或语言的界限及其逻辑形式是不可言说的;为人生和世界的意义提供解释的神秘领域同样是不可言说的。因此，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有关这些事项的所有问题—传统哲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都是不可言说的和似是而非的问题。因为“只有在可以言说的地方才蕴藏答案，而只有在蕴藏答案的地方才孕育问题，所以如果一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言说，那么该问题本身也不可言说，而不可言说的问题真正说来也根本不算什么问题。然而，哲学的诞生和发展始终伴随着这些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都是伪问题的话，那么哲学归根结底是不可能的。

三、区分的意义

之前提到，维特根斯坦在其思想早期将全部哲学工作的重点都放在对“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区别上，并视其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已发现，维特根斯坦对于这项艰苦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抛开“哲学是不可能的”这一备受争议的论点不谈，他轻视传统哲学家企图言说不可说的东西的渴望和冲动，而自己却又陷人了渴望与冲动的漩涡一直在述说着那些不可说的东西的做法，不可避免的要被视为是自相矛盾的。面对如此的洁难，维特根斯坦却并不十分懊恼，因为他有着自己的独特解释，并视其为思想整体的一部分。

“维特根斯坦认为，他自己关于不可言说的东西的言说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的:他在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的不可言说性。这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言说而去言说，而是为了让人们懂得那些是不可言说的而去言说。”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说法是牵强的，那么维特根斯坦对于自身哲学的评价却一定是客观的和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曾做过“登楼弃梯”的比喻:“我的命题通过下述方式而进行阐释:凡是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这些命题，攀登上去并超越它们时，最后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爬上梯子之后，他必须把梯子丢掉。)它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会正确地看世界。正是在这种坦然的态度基础上，维特根斯坦主张“真正的哲学”不能作为说明问题的理论而存在，而是应该作为分析和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而存在。而这种活动最终将向我们表明，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即与哲学无关的东西能被言说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被言说的东西。事实也将表明，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是简而易行的，但却是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当有人想要言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我们只需向他提问:你是否已经赋子了命题中的某些指号以任何指谓?在此，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就好像是牧羊人手里的皮鞭，在不厌其烦的教导羊群中的每一只羊远离农场主家的菜地—当然在羊的眼里并不视其为一种教导。

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所从事的哲学活动是过渡性的，最终必然将复归于沉默。这不但意味着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哲学活动的结束，同时也在严格意义上宣告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因为，能够被说的已经被如此清楚的表述完全了，至于那些我们还没有触及到答案的人生问题，“神秘”本身即是最好的答案。

前维特根斯坦哲学对“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之区分，实际上是建立在将‘旧常语言”同“逻辑语言”或“人工语言”(理想语言)相区分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无疑对提醒哲学家们尊重语言使用的严格性是有所帮助的。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里，日常语言从整体上来说就是极其不完善的，而且其表面形式极易引起各种哲学的误解和混淆，继而导致繁多的哲学伪问题出现。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正确的使用概念文字，也即通过使用符合逻辑句法的符号语言来避免哲学误解的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维特根斯坦主张以符号语言取代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并不怀疑日常语言是有意义的，但它确实是易引起混乱的。因此，要求我们必须运用逻辑的方法对语言的形式进行分析，揭示被表层语法所遮蔽的真正的“逻辑形式”，从而认清语言的本质，并以此消除哲学家们因对语言的错误使用所造成的混乱。在此，必须重申，语言的逻辑形式是不可说的，它向我们显现。

虽然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思想被哲学家本人的后期哲学思想视为“有很多草率和未经处理的地方”，但是仍然不妨碍其为分析哲学和整个哲学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分析哲学的发展，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直接启迪了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其杰出产物就是“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学派”不仅将维特根斯坦视为推进分析哲学掌握具有决定性转变的研究方法的第一人，而且还将《逻辑哲学论》视为自身流派的“圣经”。尽管维特根斯坦本人对其子以否认，但是其哲学对于这股潮流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除此之外，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不仅通过“划界”的方式提醒哲学家们控制臆想的“优点”，并提出独特的思维方式做参照，而且还对在哲学史上标志着分析哲学之诞生的“哲学革命”—“语言学转向”的孕育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