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分析新常态下TRA对TFP影响机制，把新常态下的TFP分解为技术进步(TP)和技术效率(TE)，进一步检验不同门槛区制内TRA对TFP的影响机制，即TRA如何通过影响技术进步(TP)和技术效率(TE)来实现对TFP的溢出效应的。

总体上看，高密度地区TRA对TFP}TE和TP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中密度地区。分地区看，中密度地区TRA对TE增长的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但对TP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中密度地区TRA对TFP的正向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TRA对TE的正向影响实现的。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密度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一定程度的改善有利于促进和扩大人员、商品的区域间交流，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可能会引起要素密集特征变革，进而使各地区要素配置结构不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因此，TRA对TP的贡献在5%的水平上表现为负，处于“低增长陷阱”地带。高密度地区，TRA对TE和TP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TRA对TP的贡献从中密度地区的负值转为高密度地区的正值，且对TP的贡献比对TE的贡献高出70.800o，说明经历过“旧常态”下中密度地区“结构调整”的整体“不适”和“阵痛”后，新常态下高密度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使要素配置结构相对趋于合理，最终体现为技术进步的贡献有了很大提高；高密度地区TRA对TFP的影响主要通过TRA对TP的正向溢出实现的，TE相对TP贡献较低，还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考察控制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和回归系数，结果发现:第一，政府干预经济对TFP具有正向影响，且高密度地区比中密度地区高243.48%。这可能是因为新常态下政府干预能有效促进人力资本和K&.D资本的高效配置，进而促进TP提高。第二，产业对TFP增长的影响，在中密度地区显著为正，在高密度地区为负。这可能是因为新常态下以多元化发展趋势为主的高密度地区的交通目标主要是降低资金流通和信息时间成本，原先以降低运输成本为主要交通目标的产业布局方式已与之不相适应。第三，城市化在中密度地区对TFP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高密度地区对TFP具有负向不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随着人日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高密度地区的城市过度集聚会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问题，大大降低了城市资源的配置效率。第四，对外贸易对TFP的影响在中密度地区显著为负、在高密度地区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中密度地区依然依靠劳动、土地、环境等物质资源比较优势进行对外贸易的，而高密度地区正努力摆脱这一显著，只是尚未取得实质性转变。第五，人力资本对TFP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高密度地区比中密度地区高5.53%。说明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力资本流动性越强，累积程度越高，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会越高。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新常态下，TRA对TFP增长的影响比“旧常态”下有所回落，但表现出区间“递增”趋势；中密度地区要素密集特征变革引起的要素配置结构变化已不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高密度地区技术效率相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质量贡献较低；随着交通密度的增加，产业布局方式已与高密度地区的产业交通目标相矛盾，城市化在高密度地区具有负向影响，降低了城市资源的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