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西泽公雄，自1900年起，任日本制铁所驻大冶铁矿驻在员，或称技师、管理员、监督，在大冶石灰窑居住多年，是日本政府在第一线掠夺大冶铁矿资源的推动者和执行者。他曾接受日本《时事新报》采访，谈大冶铁矿的历史，《东方杂志》于1910年9月号转载此访谈内容，题为《大冶铁矿历史谈》。此文先后收人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编《旧中国汉冶萍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等书。后一书还摘录了一篇《大冶沿革史拔萃》，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编者注云:“《大冶沿革史拔萃》为日文铅印本，无作者名，据闻即为西泽本人所著，确否待考。”西泽谈话的某些内容，曾见诸1923年出版的丁格兰著《中国铁矿志》及20世纪末出版的某些志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西泽《大冶铁矿历史谈》的主题是讲述“大冶铁矿由德人日手之历史”。一则他是1900年才到大冶，并未赶上十多年前大冶铁矿的创办，多有臆想杜撰之词；二则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其政府和国人炫耀其掠夺功绩，其中有很大的水份，违背真相，伪造历史。现摘要分别澄清如下:

一、大冶铁矿不是德国人发现的

《大冶沿革史拔萃》说:“大冶铁矿在ls}a年即光绪十六年由总督张之洞聘请德国工程师所发现。”这一说法即来自西泽，《大冶铁矿历史谈》中说:德工程师“乃匿不以闻，而潜告诸德政府，德政府即行文总理衙门，要求该矿采掘权，……”

历史真相是:最早为盛宣怀勘查大冶铁矿的郭师敦是英国人。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郭师敦化验矿质报告》称:“铁山铁矿在大冶县属，离黄石港五十里，……铁养、铁淡二质合化得铁质净六十一分八八之多，矿之佳者，推此为最。

光绪十五年十月，盛宣怀派往复勘的白乃富是比利时人。同年十二月下旬，张之洞在广东聘请的英、德矿师方到湖北。张之洞在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委派补用知府札勒哈里等人查勘大冶煤矿的文件中说得很清楚:

照得湖北大冶铁矿，前经山东登莱青道盛道派委比国矿师白乃富履勘，查得矿苗甚旺，铁质亦佳。惟限于时日，未及详绘细图，分辫层次。而且有铁无煤，亦难熔炼。亚宜派员再往复勘，兼于大冶左近一带寻觅煤矿，……经本部堂电调原派比国矿师白乃富来鄂，会同所募德国矿师毕盎希、英国矿师巴庚生，再往确切详勘。

由此可知，直到光绪十六年第三次复勘大冶铁矿时，才有德国矿师毕盎希参加，而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寻找煤矿。至于说什么德工程师发现大冶铁矿后匿而不报、潜告德政府，更是无中生有、信口开河。

二、张之洞不曾为大冶铁矿向德国借款

西泽说:“德国借中国银三百万两为开矿资本，遂俨然握统治该矿之权。”《大冶沿革史拔萃》更说:德国人“于1894年通过德国银行，提供三百万两借款，并要求铁厂聘请德国工程师，以代替比利时人。不久，张之洞不满德国工程师之专横跋启，又从比利时辛迪加借人三百万两，偿还德国人债务，同时解雇铁政局德国工程师”。

《旧中国汉冶萍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一书的编者说，1894年汉阳铁厂这两笔贷款，“尚未见其他史料中有此记载”。《苍凉的背影: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一书中，曾有专章阐述汉阳铁厂的经费来源，张之洞虽然费尽心机、债台高筑，却未借洋债[5]305-325。在这里简要提供几点史料依据:

1张之洞办铁厂的经费，在广东时是计划用闹姓捐款。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两广总督李翰章电云:“鄙人订购之时，本意系指明年冬更换闹姓商人预缴铜款140万元一项内支用。”后来铁厂移到湖北，张之洞是指望户部筹集的每年200万两铁路专款。在上述致李翰章电中，张之洞说到铁厂所购的设备:“今归鄂用，自应请海署于部筹铁路经费项下发款。”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三，海军衙门告诉张之洞:“部款岁二百万已奏准的项矣。”在铁厂开办时，经费已经有了着落，张之洞没有必要向外国借款。

《大冶沿革史拔萃》说德国贷款是在1894年，更不可信。其时汉阳铁厂已经建成，但尚缺一百万两生产资金，张之洞四处筹款碰壁，最后他想起在广东曾经开创了两项预算外资金，便于1894年10月30日上报了《奏铁厂拟开两炉请伤广东借拨经费折》，打算向广东借五+万两。光绪批示“依议”，转给两广总督李翰章。等到年底，张之洞得到的答复是，这项存款已经协济北洋用到海防上了，“无可借拨”。如果1894年张之洞已从德国贷款三百万两或五百万两，他还有必要通过皇帝向邻省伸手借钱吗?再进一步说，如果张之洞手上有这一大笔贷款，他还有必要将铁厂交给盛宣怀招商承办吗?

2)西泽公雄和丁格兰都说这笔借款是用于创办大冶铁矿和修建专用铁路，与历史事实相距更远。大冶铁矿系露天开采，投人的资金不多。在张之洞上报朝廷的《咨呈约估筹办煤铁用款折》(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中，大冶铁矿及其铁路的预算共计四十四万余两，其中主要是用于修建运矿铁路，约七十华里，每里约五千两，计三十五万两。既然户部已准拨款二百万两，张之洞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为此单独举借外债，更完全没有可能超过预算6倍或10倍去借三百万两或五百万两的外债。

3)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张之洞呈报了《查明炼铁建厂各项用款》奏折，正式对朝廷作了交待。经过全面清算，建设铁厂“统共实收库平银五百五十八万六千四百十五两零，实用库平银五百六十八万七千六百十四两零，除收付两抵外，实不敷银十万一千一百九十九两零，皆系欠华洋厂各商号之款”。这些经费的来源均逐项开列，“除部拨二百万两，奏请拨用数十万两外，其余三百余万两皆是外间多方凑借，焦思罗掘而来”。没有提到曾借有洋款。如果借了三、五百万的巨款洋债，是不可能隐瞒不报的。

三、1900年7月德国不可能派战舰去大冶向西泽示威

西泽极其可笑地说他去大冶履行职务，开始装运大冶铁矿石，“德国即起而抗议，甚至派战舰为示威举动，然日本使者(原编者按:即西泽自称)卒实行其职责，无所窒误，时1900年西七月也”。

1900年7月不是寻常岁月，正是这个特殊时间使西泽的无耻谎言露出了马脚。

1)此时列强各国首脑和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国北方的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继杀死驻华日本使馆书记生山杉彬之后，6月20日清军又杀死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6月21日慈禧的清廷向列强各国宣战。6月23日至7月6日，英国多次敦促日本就近增援，表示欧洲各国一致同意日本增兵，并承诺英国提供财政保障。日本继6月初出动多艘兵舰后，同意将陆军由3000人增为22000人，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7月14日，联军付出伤亡900多人的代价后攻陷天津，并集结兵力，准备向北京进发。在此战事吃紧之际，急于向清政府和义和团进行报复的德国人，显然不可能突然转移目标，派出军舰来到大冶，向西泽和日本运矿船示威。

2)1900年6月底，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各督抚已与各国驻上海领事达成东南互保的协议。6月28日，“各领事已照会沪道:倘两制府能于所管各省之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外国人民产业，各国政府前时现今均无意在长江一带进兵”。三日后，盛宣怀电告东南各督抚:“叽帅电，不派兵船入长江为要义。此后，东南互保得以执行，不闻有德国兵船进人长江。

3)1900年夏，日本开始来船装运大冶铁矿石，中日双方对此高度重视，日制铁所长官和田专程到上海，盛宣怀亲自部署指挥。早在农历四月初，大冶铁矿就作好了准备。五月中旬，盛宣怀一再电令矿师斐礼赶去上海与和田会商运矿办法。五月十七日，盛再次去电询问:“日本装矿石轮船将到，约有二三千吨舱位，现在石灰窑码头船，如大轮船靠泊，能否无碍。和田在此候信，速复。宣。”六月初七又去电询问:头次矿船开否?六月初八(7月4日)，大冶来电报告: “日矿报关一千六百吨照装外，百加三保耗，今日装齐可开。”当年每艘日船运矿来往，盛宣怀与大冶铁矿均有电报联系，从未涉及德国有何干预，更未有德舰到大冶示威的报告，可见所谓德舰示威确系无中生有。

四、大冶铁矿长期聘用德籍矿师，并无“多数德国工程师”因西泽而“被革职交卸”

《大冶沿革史拔萃》说:

当时大冶之势力，悉为德国人霸占；大冶中国总办，由于曾参加日清战争关系，遵守远交近攻之策，尽举大冶之利权作为担保，试图向德国借款五百万两。但盛宣怀为西泽之热忱所感动，遂接受其意见，于明治三十七年一月十五日答应在日本借款合同上签字，结果，多数德国工程师及排日之中国当局被革职交却。

明治三十七年一月十五日签字之合同，即光绪廿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4年1月15日)之《大冶购运矿石预借矿价正合同》。大冶中国总办当指解茂承。中日双方从《互易煤铁合同》至《预借矿价合同》，主要是盛宣怀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磋商，西泽于是年七月一度被召至上海参加谈判，不过是小田切令其提供大冶矿山的情况；而大冶铁矿总办解茂承从未介人任何向外国借款的谈判。此处所说或是无中生有，或是歪曲历史真相、为西泽脸上贴金。

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以及后来创建的萍乡煤矿，其中的外籍工程技术人员，均是订立聘用合同，一般均按合同管理。张之洞官办时期及盛宣怀接办后皆是如此。光绪二十一年六月，铁厂总管白乃富合同期满，不愿离厂，比利时驻北京使馆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为白乃富建厂有功，不应将其辞退。张之洞极为反感，电告铁厂总办蔡锡勇，“显系该洋匠营谋恋差，意欲永远盘踞把持”，“此人万不可用”，命蔡按合同办理，令其离厂。

盛宣怀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中旬接办铁厂后，五月初八即与德国总监工德培制订了《德培办事条规》，载明“于此承认湖广总督与德培原订合同内一切条款及后开新增发明各条”，对德培的职权作了明确的规定，限制在工程技术范围内，企业的行政和人事权仍控制在督办和总办手中。德培是受雇用的性质。

大冶铁矿最早聘用的德国矿师毕盎希和铁路工程师时维礼，以及稍后聘用的德国总矿师马克斯，均系合同期满回国，其时西泽尚未来到大冶。光绪二十三年底，盛宣怀将原来负责大冶铁矿等处的德国矿师赖伦调去筹建萍乡煤矿，后聘其为总矿师；大冶铁矿命斐礼接手。《互易煤铁合同》签订后，廿五年八月盛命也是德国人的斐礼负责供应日本矿石；光绪廿八年三月斐礼要求回国纯属家庭原因，有三月十三日杨学沂致马鞍山煤矿的德国矿师高敷曼的电报为证:

斐礼丧子心痛，电请注梢合同，送眷回国。督办因解总办与我常称阁下之能，拟以冶矿奉委，仍兼办马山大直井工程，按月来往一两次，派钻匠一人驻冶，归阁下调度。如愿意速复，即督办电致。

此后接替斐礼的矿师即高敷曼(或写为高辅门)。光绪二十九年九月，高致函盛宣怀，“明年有家事必须回国”，照合同先六个月告退。历史事实是，大冶铁矿的矿师一直是聘用德人，自张之洞开创而延续下来，也与德人赖伦任总矿师、一些矿师在大冶与萍乡之间经常调动有关。自西泽到大冶之后，计有德人斐礼、高敷曼两人先后回国，均是因家事而自作选择，与西泽及日本贷款无关。恰恰给西泽打脸的是，在《预借矿价合同》签字后的第三天，同年十二月初一，大冶矿务局又与另一个德国人续订合同，内称“查得博德才干堪称矿师，即派充大冶铁矿管理矿工矿师之职”。

综上所述，所谓大冶铁矿为德人所发现、借款而握该矿之统治权，因日人的到来而德舰示威，终被西泽所战胜而多数德国工程师被革职交卸等，均是西泽心造的幻影，藉以欺世盗名并自我陶醉，实际是留下了一个狂妄的侵略者野心膨胀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