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和国内经济新常态的到来，进一步凸显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为“中国奇迹”关键解释变量(张五常，2009;冯兴元，2010)的县域经济，如何在新一轮的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竞赛中胜出，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首要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理论界的主流探讨集中在两大方向。一个方向是强调以制度变革释放红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韦情等(2014)提出市场力量是促进东部沿海崛起的关键。刘志彪等(2014)主张重点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以市场化原则促进企业研发投资，着力构建公共创新平台。自小虎(2015)提出应进一步强化民营经济制度创新。另一个方向是突出产业重组与技术创新。如陈建军等(2014)提出产业集群未能按价值链升级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核心症结，吴海明(2012)和朱华友(2014)等指出克服路径依赖与产业集群“去地方化”是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工业4.0和网络经济等影响，提出要着重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

无论是制度变革还是技术变迁与产业重组，都表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合力。然而，某一区域的公共政策能力不过是区域综合能力的一部分，其政策选择受宏观环境、区域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等影响时，就不得不重视作为政策指向和产业落地的区域空间。陈晓峰等(2014)认为导致县域不能有效转型升级的三大原因，即产城脱节、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脱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脱节，根源就在于县域对高端要素的聚集能力不足，县域创新体系与产业体系建构乏力。

2oo9年世界发展报告》研究发现，愈是富裕，人口与经济的空间集中指数就越高，以一体化的公共政策重塑经济地理升华集聚效应，既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关键，也是“同时实现生产集中的短期利益和生活水平趋同的长期利益”的现实途径(世界银行，2009)。有鉴于此，王祖强等(2010)、徐明华等(2011)和袁涌波(2013)等针对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状态，提出促进县域经济融人都市区(圈)经济是克服县域分割、高端要素空间集聚不足等问题的战略选择。

本文认为，在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已较为丰富的条件下，有必要将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视为经济空间重组、产业转型升级和体制重构的复合体;同时弥补现有研究宏观(省级面上)研究和微观(强县个案)分析有余而中观(地市级)探讨不足的缺憾。

二、县域经济的转型向度

都市区、都市圈都是城市地域功能扩张的结果，是城市空间组织形态不断高级化的产物。但将县域经济空间转型目标设定为都市圈经济还是都市区经济，学术界仍存在不同看法。基于以下两个原因，本文采用都市区经济。其一是都市区概念更加明确，它通常仅指由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城镇借助经济联系共同构成的城市化地区，在实践中可以等价于设区的市(宁越敏，2011);而都市圈概念外延包容能力强，不少学者将其视为城市群的代名词。其二是政策指向更加清晰，都市区经济突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做强极化空间，多为地方决策部门采纳;而都市圈经济，则往往指向了超越地方中心城市向更大的都市圈(如杭州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靠拢的努力。

对照县域经济与都市区经济的差异,可以发现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是区域经济发展自然历史过程和区域政策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空间重构和区域体制重组的有机统一，集演化与建构于一身，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性现象与结构性变化(傅允生，2010)的综合体。

1.空间向度:极化空间与密度经济

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成功转型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心城市成为区域发展的主引擎，城市体系成为支配区域经济的主导力量，人口、经济要素和产业高度向城镇体系集中。因而，都市区经济不仅是一种集聚经济，更是一种高密度经济。

经济密度通常可用每平方公里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测量。《2oo9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一个区域的经济密度可以直观地显示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密度随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也即愈富裕、密度愈高。且经济效率会因离开经济密集区而降低，如“在巴西，将距离拉长一倍，生产率将降低巧%，利润将降低6%"o陆铭(2014)的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更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城市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发挥显著的影响。2016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显示，占全国经济总量18.5%、人口总量11.0%的长三角城市群，其经济密度仅为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的71.09%、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的10.06%显然，具体到向都市区经济转型的区域，其经济密度还要更低，以中心城市加强经济与人口极化提升密度，存在巨大的空间。

2.产业向度:创新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转型升级是区域转型发展的内在支撑。县域产业转型升级，以高效的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产业体系互动为基础。相较于产业，创新更具有空间密集的特征。在当代，都市已成为“不同的市场和文化之间的门户”和“各种文明之间传播知识的最为有效的场合”(爱德华·格莱泽，2012)。由于接近性、人口密度、亲近性以及竞争、学习和商业化的便利，都市已成为创新的发动机，不断产生新思想，加快创新速度，加剧创新竞争。在美国，都市区集中了96%的创新(Feldman&Audretsch,1999)。因此，在空间意义上，都市区经济就是创新型经济的代名词。

都市“天然就是市场，就是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渠道”，诸多研究发现“最大的城市最适合开拓新企业，较小的城市更适合已经稳定的企业”“中等规模的城市倾向于成熟产业而非新兴产业的专业化，大城市倾向于服务业而非制造业的专业化”(世界银行，2009>。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意味着集聚经济从区域专业化经济走向区域多元化经济，生产型经济主导转向生产型经济和消费型经济共同主导，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相互支撑，意味着生产要素实现由低端到中高端的跨越，意味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化，意味着区域分工体系的扩散与现代产业体系的生成，意味着地方性都市产业拥有较为完整的价值短链，外向型产业逐步在全球价值链或国内价值链中占有重要位序。

3.政策向度:城市中心与一体化

众多研究表明，区域分割和边界效应是政策空间对经济空间的一种扭曲，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规模、经济密度和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以一体化政策弱化和突破边界效应，做强集聚经济，可以有效地推动区域增长极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实现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将使生产率增长3%-8%";另一方面，“通过溢出效应，毗邻地区需求的更快增长会促进整体要素生产率的更快增长”(世界银行，2009)。在现实的语境中，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意味着“县域”这一行政区经济的弱化，迈人以都市为中心的一体化水平更高的经济区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心城市驱动区域发展的一体化，不只是一个基于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化自然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借助区域规划、产业导向、财政投人等区域性政策和地方性政策不断进行人为干预的过程。据此，“决策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充分预期到向更高收人水平的转型，并考虑到可能由此产生的新需求”(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需要完成的政策转向，首先就是从聚焦县域转移至聚焦中心城市，通过一体化的政策安排提升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做大城市经济规模，做强城市经济密度。在浙江，杭州、宁波等市借助撤县并区等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和提升能级，杭州还借助联席会议等制度安排，进一步扩展杭州都市圈的能级与影响力，全面提升杭州在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的地位与作用。

三、案例实证

金华市位处浙江省中部，下辖要城、金东两个区，义乌、东阳、永康、兰溪四个市和浦江、武义、磐安三个县。全市特色产业集群发达，义乌小商品制造、永康五金、东阳影视、兰溪纺织、浦江水品等在国内外拥有较大的市场知名度与影响力。2015年年末户籍总人口478.09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4.11%。金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多次人选中国十佳宜居城市。

2011年金华一义乌都市区被确定为浙江省的第四个大都市区。随着浙江省在2013年总体上完成由强县经济到强市经济的政策转向，金华对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区转型的工作力度持续强大。

(一)条件评估

1都市区经济初步成型

第一，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支撑力较强。2015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406.48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71478元(按2015年年均汇率折算为11476美元)，第三产业增加值经济贡献率超过50%,稳居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43193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20297元。

第二，城市集聚效应与创新型经济持续发力。根据《金华市第三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3年年末，全市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599个，从业人员1.74万人，资产总计55.71亿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820个，从业人员1.29万人，资产总计181.95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企业法人单位2476个，从业人员10.32万人，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4.1%，资产总计759.04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费支出47.9亿元，R&D经费投人强度为1.18%}2015年，全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75家，市级以上各类企业研发机构达652家，发达专利授予量突破1000项大关，达1015项。

第三，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显现。在政府推动下，基础设施联网工作不断加强;在市场主导下，产业扩散与一体化趋势不断提升，客观上已形成了多个跨县级行政区现代产业集聚区，市区网络经济与义乌商务经济日益结成一体，跨行政区通勤者比率不断增加。

2.中心城市整合能力有待提升

与省内其他地级市相比，特别是与杭宁温三大都市区相比，金华在都市区经济转型上还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与制约因素。第一，强县弱市，中心城区较为薄弱。在浙江省地级市中，金华中心城区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的绝对值与相对指标均偏低。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数据测算，如果不包括义乌，2013年金华市区的生产总值为571.92亿元，在全省各地市倒数第四，市区生产总值占全市的比重仅为19.32%，列全省末位;2014年，市区生产总值占全市的比重下滑到18.89%。强县弱市格局明显，市区经济势能较为单薄，中心城市经济向心力和带动力不足。

第二，行政体制约束明显。一方面是受财政省管县体制、强县扩权改革等影响，金华一义乌一体化程度受到较强的体制性约束。同时，在县域经济重区域竞争弱区域合作的历史惯性下，县级政府间合作性制度安排较少，地市政府统筹能力偏弱，本位主义已成为制约金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障碍(杨雪萍、郭金喜，2013)，各自为政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影响金华整体实力提升，成为金华走向全省前列的最大短板。另一方面，在市区范围内，各“区”林立，市与区关系、行政区与行政区关系、行政区与各功能性开发区的关系较为复杂，存在协调主体多、决策程序多且周期长的局限，行政效能提升存在体制性障碍。

3.外部条件与政策支撑力强

一方面，从华东与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情况看，随着交通设施联网和等级的提升，一体化程度甚至同城效应日渐提升。在浙江省域范围内，随着全省经济逐步向高收人经济体迈进，以追求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新型消费社会将给可达性强、生活品质突出的城市带来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和庞大的外来消费。另一方面，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确立了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的政策目标。《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金华一义乌都市区要着力推进金华、义乌相向聚合发展，打造丝路枢纽、商贸之都、智造强市、文化名城，加快建成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和全省重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加快形成全省发展新的重要增长极”。金华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充分结合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国家新型城镇化和农村改革试验区试点和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等国家级与省级试点工作率先推进探索与转型工作。

(二)政策选择

削弱县际分割效应、做大都市区经济规模、做强都市区经济密度和推动一体化发展，无疑是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的政策选择着力点。就金华而言，关键就是要在发展新常态下探明政策合力的方向，与经济发展趋势形成共振效应，以共建、共荣和共享之势，加快形成金义都市区经济，打造浙江经济第四增长极。

1.明确转型思路，构建发展共同体

区域经济转型名在空间结构重构，根在行政体制转型，关键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性现代产业体系的生成，目的在于打造一个具有柔韧性和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宜业、宜居、宜游”城市体系，完成土地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的真正转化，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向“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过渡。其中，宜居是基础，宜业是内动力，宜游是外动力。

空间重构与体制转型，难题均在利益的调整，涉及政府、企业与居民等区域主体的直接和间接利益。特别是涉及跨县域空间的区划调整与经济开发区建设，政府层面条块关系的重构，更是如此。金华市各级政府得真正明自，即使是好政策，用得太久就会变成坏政策(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推动强县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既是省市两级政策的要求，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亦是主动谋求新一轮区域竞赛获胜的战略举措。需要借助“众筹”“分享”等新型经济理念突破利益藩篱，在政府间、政府与市场主体间构建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打造发展共同体。

高度重视经济新常态对都市区经济转型的新要求、新做法，着力把握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新需求、新产业，积极培育新型城市化的新道路、新动力，加快形成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新合力，全力打造基于都市引领的新型多元化经济、密度经济与人本经济。

2.完善产业体系，强化创新支撑

产业兴则城市旺。金华由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必须在聚合“一轴两带”和打造五大千亿产业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产城融合发展。第一，改造提升五金、织造、医药传统专业化产业区，着力推动主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改造，深人推进企业两化融合发展，优化产业带，进一步强化省级现代产业集群建设。第二，积极引进和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推进现代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化发展，以增量带动存量，丰富和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以生活性服务业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以生产性服务业推进产业集中与高度化、以都市区经济壮大助推生活性服务业扩张的良性循环，着力构建基于产品输出的外向型现代产业集群子体系和基于引人消费的地方型现代产业集群子体系。第三，高度重视轻轨等快速交通对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城市吞吐能力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人口集中、产业集聚、资源集约、功能集成式发展，大力培育众创空间、楼宇经济、特色街区和特色小镇，高度重视生活便利设施和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特质的塑造作用和对高端要素、高端产业的支撑作用。

3.升华改革红利，促进体制重组

围绕“安居乐业”全面梳理、整合、提升激励政策体系，进一步突出产业、科技和区划政策的引领作用，推进多规合一的切实落地，充分发挥市人大地方立法权力，强化规划的法律约束力，强化都市区经济和都市空间合理、合规、合法发展。鉴于人才对当前都市区发展的特殊重要性，金华要充分利用产业基础与宜居城市优势，创新人才政策，将人才竞争作为城市竞争的根本。

强化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探索改革方案，创建区域发展改革红利共享机制，理顺各“区”关系，增进府际合力，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强化智慧城市建设，优化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效能，进一步激活市场和社会活力。

借鉴杭州、宁波、温州、绍兴等地发展经验，通过撤县并区扩展中心城区经济势能与服务能级。一是撤义乌市为义乌区，以中心地带扩张加速带动两侧发展，此方案的优势能迅速提升中心城区能级，缺点是内外部阻力大。二是沿长金义主轴至兰溪，改兰溪市为兰江区，形成“掌式”或“花式”发展空间格局。其中，市区三区为手掌或花托，其余县市为手指或花瓣。其优点是阻力较小，可以对接杭州都市区经济圈并向街州扩散;缺点是兰溪经济体量较小，人口较多。要素，发挥空间的力量，有机聚合体制变革、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完成向都市区经济的跨越。

本文的研究发现，经济空间重构是该转型发展的直接体现，产业转型升级是内在支撑，而体制重组则是必要条件。作为自然力量与政策力量协同推进的区域经济高级化进展，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需要不断借助区域政策的力量，有机促进产业升级与空间调整，构筑和完善经济规模、经济密度与经济效率的正向螺旋，真正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就浙江而言，这一转型就是要实现区域经济由县域单元林立的“春秋经济”向都市区经济主导的“战国经济”的擅变。具体到金华市，转型的成功实现需要克服强县经济所形成的区域分割效应与路径依赖效应，通过一体化政策在做大中心城市经济规模、做强经济密度的同时，对周边区域形成强大的辐射带动与整合功能，夯实经济一体化。

当前，市场的自发力量和便捷快速的交通网络，已使金华都市区经济水平大大提升，但强县体制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共建共享形成了强大的挑战，改变这一状态可能需要上级政府进一步的授权。各种县级、副县级产业功能区的创设，虽有助于明确目标、产业导向和政策聚焦，但在客观上加大了政府规模扩张与政策协调难度，不利于服务型政府与效能型政府的建设。同时，这种四面开花与填空式的开发，由于不太注重存量空间资源的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际竞争，虽有助于都市区经济规模的扩大，但很可能无助于都市区经济密度的提升，并对城市生态形成较大的压力，需要在政策上做出检讨与反思。

四、结论与思考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不仅事关县域发展本身，而且涉及更大范围经济空间和竞争态势的重构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摆脱就产业论产业、就改革论改革的传统思维，将空间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