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除了早期分析哲学家之外分析哲学家们很少专门讨论哲学的性质，但哲学家们对经验问题、语言问题、逻辑问题的讨论却处处体现出他们对哲学性质的深刻理解，这些理解正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观的深化和拓展。这在斯特劳森、达米特以及布兰顿等人的思想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根据斯特劳森的理解，哲学应当是一种分析活动，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对一般的概念结构给出系统的说明。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对概念的具体运用有了大量的实践理解，但这并不能代替我们对实践的理论说明。虽然我们的实践表明了背后存在某种理论根据，但这并不能代替我们对这种理论根据的寻求和建构。所以，斯特劳森认为，分析哲学的工作就是要寻找和建构实践背后的理论根据，由此更好地说明我们的一切实践是何以产生的。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斯特劳森还进一步提出了对哲学性质的更深理解，即把哲学看作一种对我们所具有的概念结构的形而上学描述。他说:“形而上学长期以来往往是修正的，而很少是描述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的实际结构”，“它旨在揭示我们的概念结构的最一般特征，能够比更有限的、局部的概念探究更具合理性，因而在方法上也有某种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对语词实际用法的细致考察是哲学上的最好方法，也是唯一的确定方法。”“斯特劳森提出的“描述的形而上学”被看作是分析哲学运动中复兴形而上学的重要标志，但他实际上是想用这种形而上学重新解释哲学的性质和功能。    

对达米特来说，哲学工作是通过分析思想表达的语言完成的，或者说，对意义和思想的分析构成了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达米特强调了哲学研究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研究，但这种研究并非简单地通过语言分析完成的，而是要仔细地考察语言表达的思想内容。通过语言研究思想，这在早期分析哲学中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哲学理想，而在当代哲学中却已经变成了一种哲学研究的现实。由于思想活动都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而分析语言就是分析思想。当哲学家们把语言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其实他们并不是在关注语言的表面语言现象，或者语言的实际使用细节，而是把语言作为思想的表现形式，他们更关心的是语言表达的内容。这就把当代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即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家的研究明确区分开来了，后者正是讨论语言的构成方式，并以科学的方法确立语言使用的原则。无论是斯特劳森还是达米特，他们都更加关注语言背后的思想，试图通过分析语言揭示思想内容。斯特劳森的方式是通过分析概念的先天结构;而达米特的方式则是通过对意义理论的构成方式理解语言背后的思想。这些都表明，当代哲学的哲学研究方式以语言分析为主要特征。    

当然，在对哲学性质的理解上，早期分析哲学家给出了许多与传统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解。通常认为，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分析哲学表现出与传统哲学的决裂。但如果仔细考察早期分析哲学的哲学观，我们会发现它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在深层上存在根本的一致。例如，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被理解为指出了哲学的无用性质，无论是在《逻辑哲学论》还是在《哲学研究》中，他似乎都在提倡一种如此独特的哲学观。然而，他对哲学的“独特理解”其实是继承着古希腊的思想传统，即强调哲学对人生意义和人类生活的基础作用，特别是把哲学看作是对生活的最好解释。维也纳学派并没有把哲学看作不同于科学的事业，他们更重视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哲学的性质，而这正是古希腊哲学家们力图说明的哲学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