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思想家的观点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有一个定范围局限区域的的思想主流。他不仅引导着国家以及地方政治框架的构建，礼仪规范的形成，而且也对平常百姓的生活有着一定的指引与约束。    

在日本人眼里狄生祖徕是一个先儒，是一个有着独立的人格思想以及理想的政治理念构架的思想家，并且拥有广泛门生的思想启蒙教育家。在儒学发达的江户时期，国学兴旺是其大时代特征。而狄生祖徕在江户时期的贡献，不汉包括对汉语与日语本质差别的认识，成就了狄生祖徕“古文辞学”，而且对“古文辞学一一祖徕学的语言哲学”的发展，成就了历史唯物观下的政治理念构建。    

一、汉日语言的分析与古文辞学    

狄生祖徕作为日本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从比较语言学的视角出发，第一个认识到汉语和日语是本质不同的两种语言。    

在汉语传人日本之前，日本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日本人在公元4世纪开始学习汉字汉文。公元7世纪初，圣德太子用汉文亲自拟定《宪法17条》，使汉文汉字的学习得到普及，也增加了民间识字人数。到公元8世纪，《古事记》、《日本书记》、《怀风藻》等的编撰，汉字最终被日本人掌握，此时汉字只是为了纪录日语。“为了学习、理解并记录日语，日本人采用了两种方法:音读和训读。日本通过借用汉字，对其进行音读和训读，并发明了汉文训读法，来消化吸收汉字及文化”。日语与汉字汉文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日仁之化。汉文训读法(其基本特点在汉文原著上，按照每一个字的训话意义标注上日文假名。同时，汉字直接录人，尽量给中国汉字配以日语训读，同时尽量避免汉字音读，即便是日语中没有的汉字也要根据词义配上意义相近的读法。其次，在一些词下面添加日语助词以表明语法关系，然后调整阅读顺序)在平安时代已经得到普及日本汉学者普遍用此方法来解读中国汉文，但狄生祖徕在解读的过程中，发现了汉文训读法的严重不足之处，并刘此提出质疑。“日本人教授、讲解经典时多采用这种方法，把汉文加以训读，即把汉之颠倒来，按日文的顺序长衣解读中国典籍，并加上助词或送假名等符号，称之为‘返h点”’和‘送板名’;二者合称为‘朗点’”。    

狄生祖徕通过中日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德川时代的教育主要是以训练汉文训读法为主就是一个明证。他认为用以往的“汉文训读法”并不能理解中国典籍的真正含义，是有缺陷的。他把这种方法称为‘和臭’”。    

狄生祖徕指出“此方学者以方言读书，号曰和训，取诸训话之义，其实译也，而人不知其为译也是以和训回环之读，虽若可通，实为牵强”但汉文训读法后来被活用于荷兰语的翻译，继后又被明治时期的翻译家们用于洋学的翻译，对明治时期的翻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古文辞学—祖徕学的语言哲学的历史唯物观下的制度构建    

对汉语日语的比较研究，狄生祖徕创办了古文学派。他的古文辞学体系则是，“将古文辞即圣人之道规定为时间和空间无法再现的特殊事物，而赋予其绝对的权威性。并将掌握了古文辞学的少数者视为这一权威的体现者，从而将自己的理解也权威化了。权威化在于解释的语言从解释者自身所属的日常语言的世界被割裂出来，仅仅存在于对象的文本的语言世界，而对于注定只能充当听众或读者的阶层来说，是卡知的领域，所以只能服从发话者或作者”。这需要从狄生祖徕所属的阶级，身份地位出发分析其所提出的古文辞学体系。    

首先必须要清楚的是，狄生祖徕是亲藩的家臣侄子，他的父亲狄生方庵是当时的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弟弟即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的侍医，作为当时的医生，他的父亲习医兼修儒学。这不仅为祖睐后来接触权利中枢营造了先天优势，也为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汉文化启蒙教育打下良好的氛围与基础。    

其次，虽然狄生祖徕置身实践，以自身认识体验为基础，指出“凡人能知其所习，而不能知其所未习，譬诸夏虫不知冰”(人只有有所见有所闻才会有认识，如果所闻狭隘，目光短浅的话，就好比夏生夏亡的虫子，由于没有见过冰，也不可能知道有冰的存在。)虽说如此，但阶级是有局限性的，以现在的已发展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思考狄生祖徕的认识观，虽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发现和探究真理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中人，无法分割，只有人与其所在体系与历史逻辑性的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地解答疑问。    

针对狄生祖徕提出的古文体系，大概可以把它综述为日本文化启蒙思想的先期准备。狄生祖徕在古文辞学中指出“言之虽巧乎，孰若目睹。且也徒名无物，空言状之，故其言愈凡愈并。言之者以臆，听之者以臆，漫言自悠，莫有底止。徒玩其华，弗食其实。夫言之者，明一端者也。举一而废百，所以害也。”虽然语言只能描述事物的一个侧面，不能全面的描述事物的整体，如果单纯用语言描述事物的换，可能会出现片面或者不完整。这一点与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作为主观意识的存在主体，对事物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一旦出现片面的看事物分析问题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主观臆断。而语言作为主体的表达工具，并且根据个人表达能力的不同，出现不同程度的表述错误(夸大或者低估)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祖徕在用语言阐述“先王之道”的时候，运用抽象具体化的手法，准确生动地表述出“先王之道”不是关于“理”的议论，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个别的‘物’”。这一点不难看出，在描述事物的时候，只有抽象的表达是不完整的，只有将“理”具体化为“实物”才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不然只是空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祖徕语言哲学阐述的内容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人的认识过程。    

对“语言的局限性”的认识，狄生祖徕在《辩名》一书中已有了清晰地阐述“盖先王之道，礼乐耳。其意以为言之益少，故以礼乐教之。及孔子时，礼乐虽存，人不识其意。故孔子明其意以教之，于是乎学者皆以为义止于是。岂止言之为益少，以广包莫可遗者，孔子举一隅而言耳。或稍其言深切以及详悉，学者愈益以为义尽于是，而不知其犹为仅仅一端，害由是生。故孔子欲无言，明礼乐之意，不可一言尽之。”大概先王之道，说的就是礼乐吧。他意思是说，话说的越少越少，所以用礼乐教授。到孔子的时候，虽然还有礼乐，但人们却不认识它所表达的意思。因此孔子弄明白了礼乐的意思之后教授给大家，然后学习的人都以为礼乐的意思就只是这些了。怎么可能只自这些，说的话越少越好，用广义包罗了其所有含义，却以为没有遗漏的了，孔子只是列举了小小的一个方面。又或者把自己所知道的深刻的意思与内容更加详细的讲述出来，然而所有的学习的人都以为其含义就是这些，却不知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然后弊端就产生了。所以孔子想要不用语言，阐明礼乐的真实含义，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狄生祖徕已经清楚地知道，礼乐对于百姓来说，就是行为约束与制度规范，用孔子所作所为来阐述自己所讲述的内容有着一定的权威性，但又明确指出，自己所指出的这些内容，也只不过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历史是特定时期，特定场合，特定人物，特定情节下才有的不可复制的场景。这不仅没有否定其语言观，反而更进一步说明狄生祖徕在阐述“礼”的具体内涵(礼在古代发挥着国家管理的功能，是社会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礼规定了每个人在家庭、社会、国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政治规范和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的时候，有了权威性的论断。    

这从另一方面来讲，狄生祖徕为自己的“古文辞学”画上了“权威性”的标签。站在权利持有者的阶级立场，极力向被统治阶级倡导国家制度规范制作的权威性，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同时，也得到了被统治阶级膜拜性的支持。从古至今，治国安民是“先王之道”的根本，至狄生祖徕生活的时代，社会性质没有改变，维护社会秩序、经世济民依旧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先王之道”古今通用，这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具有强烈的经世济民的实用色彩。    

那波鲁堂说“祖徕之说享保中年之后，信云风靡一世，然至于京都而盛有，祖徕没后，自元文初年，延享宽文之比，十二三年之间为甚，世人喜习其说信可为狂。”这是祖徕思想的肯定，也是对祖徕学的褒奖。    

荻生祖徕在“古文辞学”中印证了语言的局限性，但却肯定了在忽略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性之上，政治制度和社会理念有着古今的相通性。只要是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国泰民安的理念和思想都可以相互借鉴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