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先生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头理论家，他的整个戏剧理论研究乃是以反思、引导戏剧艺术实践为动力和宗旨的。他虽常年躬耕于戏剧基础理论领域，但从未忽略对中国戏剧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正是出于对中国现当代戏剧的深入研究与反思，谭先生在1980年末呼吁戏剧革新，希望剧作家摆脱政治教化的梗桔，创作出真正的审美戏剧来。同样，基于长期的戏剧本体研究和对中国当代戏剧的深度反思，谭先生在新世纪之初提出了明确的戏剧转型论，呼吁戏剧界人士合力推动中国戏剧的当代转型。    

2007年12月，谭先生撰文指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戏剧已彰显出转型的趋势，或者说，转型已成为时代对中国戏剧的一种潜在的要求。所谓‘转型’，主要意味着从社会教育的功能转向作为艺术欣赏的对象，从政治化、社会化转向对审美和艺术本体的追求。”这是谭先生首次正式提出戏剧转型论，其中主要涉及戏剧功能的转变，也隐含着对戏剧艺术回归本体的殷殷期盼。2009年1月，谭先生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转型论:“我觉得中国戏剧现在正进入转型期。我说转型期，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是戏剧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在开始转型，由国家全包、国家包办向市场文化、文化市场转型;另一方面是戏剧本体定位的转型，就是把戏剧作为宣传教育工具向戏剧艺术的本体转型。……现在精品难求，到底缺什么?我们剧作家的那种转型意识完成没有?如果转型意识没有完成，出精品就很难。……我们今天谈戏剧学科建设，恐怕大家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就是集中所有研究力量推动戏剧的转型，使这个转型期比较顺利地实现。”此时，谭先生所谓“戏剧转型”的内涵已更为丰富:客观方面“戏剧生存状态的转型”“戏剧本体定位的转型”要求主观方面戏剧创作意识的转变和戏剧研究重心的转变。然而，这里的一系列“转型”，究竟是从哪儿转到哪儿?特别是对剧作家而言，谭先生所说的“转型意识”究竟意味着什么?厘清这些，是理解谭先生“戏剧转型论”的关键。    

从六卷本《谭需生文集》来看，谭先生的戏剧转型思想实已酝酿多年。早在1989年初，谭先生说:“呼唤‘审美戏剧’，强调美学精神，并非只是一个空洞的时髦口号，乃是戏剧艺术的一场革命。”其时他所谓的“审美戏剧”，是相对于“教化戏剧”而言，强调戏剧应以人的自我解放为目的，而不以宣传某种政治原则、道德理念为目的。他强调那是“一场革命”，其实就意味着从教化戏剧到审美戏剧的改变，这对中国戏剧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转型。5年后的1994年，谭先生在《谈中国的问题剧与社会剧》一文中明确主张:中国当代戏剧要走出危机，必须扬弃问题剧，走向社会剧。他写道:“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戏剧在探索中求取进步的一条重要线路，则是从‘问题剧’向‘社会剧’的进步。在我看来，问题剧的失宠乃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戏剧的未来走向将是以社会剧为主潮。”这就表明，那个时候谭先生期待于中国戏剧的，就是从问题剧转向社会剧。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谭先生所理解的“社会剧”，并不是“以社会为本、着重反映社会矛盾”的戏剧，而是“把表现对象从浮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的具体矛盾现象和问题转向人自身，转向当代人灵魂的最深沉最多样化的运动，在这一空间把握时代精神”的戏剧，这其实也就是以人为本的戏剧。15年后，谭先生对中国戏剧的期待大体未变。2009年，在《中国戏剧转型与学科建设思考》一文中，谭先生在深入反思了问题剧之后说，“我们的戏剧创作现在最缺的，就是情感体验的广度与深度”，其实质还是呼唤以人为本的审美戏剧。   

综上，谭先生所说的“戏剧转型”，从戏剧创作的层面来说，其实质就是从教化戏剧转向审美戏剧，从问题剧转向社会剧，简言之，就是从问题剧转向以人为本的审美戏剧。这一转型思想，与谭先生的戏剧本体论、戏剧功能论是高度一致的，与康德在哲学领域发动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亦有冥合暗通之处。如果说康德是在认识论和审美学领域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把人从世界万物的“反映者”提升为“立法者”，那么谭先生则是在创作学领域呼唤一种“本体翻转”，强调剧作家应该从以社会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把着力点从反映外在的社会现实转向表现人的内在生命运动，努力写出“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写出人性的深层冲突、内在结构与转化规律，并在这种深化中写出美的意境、美的境界来。这也许就是当代剧作家应该完成的“转型意识”。    

在大众文化占据主流、文化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谭先生的戏剧转型论尤为发人深省。谭先生并不认为当代戏剧会走向终结，反而认为它必定仍将在多元发展、多样并存的文化格局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提供视听娱乐方面，戏剧已远远不如电视电影，那么它不如索性走高端路线，关注人深层的精神需要，在表现人的灵魂最深沉、最多样化的运动过程中实现与观众的精神交流。总有一些人不愿沦为空心人、单面人，总有一些人有高层次的审美需要，而他们，就将是审美戏剧的观众与知音。同时，也正是这类高层次的审美需要，呼唤着审美戏剧的诞生与发展，潜在地推动着中国戏剧的当代转型。    

如果说谭先生的戏剧特性论以“动作”为中心，戏剧本体论以“情境”为中心，戏剧功能论以“审美”为中心，那么他的戏剧转型论则透出他毕生理论研究的核心精神与基本追求:“以人为本”和“回归戏剧本体”。综观其整个理论体系，颇具科学性、实践性与前瞻性品格，可以说是“站在我国戏剧艺术发展的轨迹上所进行的全新创造”。⑩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谭先生的理论贡献不仅可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且对于21世纪中国戏剧的创作与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启发、引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