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纵观“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小说，诸如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口》以及梁斌的《红旗谱》等等，都是以男性为主人公，歌颂脸谱化的革命英雄人物。反观这时期宗璞的《红豆》和杨沫的《青春之歌》却是将女性搬上政治舞台，讲述女性知识分子在革命道路中的成长与面临爱情的痛苦，在他们的小说里，爱情与革命总是具有某种联系，或互为动力，或互相矛盾，而绝不是人们所误解的爱情只是革命小说中供人娱乐的调味品。红色经典年代的集体主义消磨了自我的存在，爱、性等私化东西被长期压抑，在那个时代的女性作家，都无法摆脱“为政治服务”这一思想的束缚，普遍认为爱情一旦背离了革命，将不可救药的走向灭亡，个人主义也必然会遭到强烈谴责。在这种话语的影响下，以小资产阶级为典型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最终在迷惘与仿徨中舍弃个人爱情，投身时代的洪流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对革命来说，是青年们的进步之路，但对个人来说，却无疑是青年们的爱情悲剧。木文将以《红豆》和《青春之歌》为例，从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环境以及恋爱悲剧对比来分析女性知识分子个人爱情的缺失。

二、不同环境影响之下的恋爱面面观    

在《红豆》中，我们不难看出江玫革命前的生活环境是单纯而美好的，她“出身于小康之家’“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那时的江玫是一个美丽活泼而又单纯善良的少女，她热爱生活，对事物充满兴趣，连飘落的雪花都“使她感到新鲜”。宗璞在小说中极力刻画的未经世故、单纯善良的江玫就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美好”的化身。反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却是处在水深火热的家庭中。她身为地主强占贫农家女儿所生下的孩子，是一个身上有着“黑骨头”和“白骨头”的人，她在地主父亲林伯唐和后母徐凤英的身边长大，却过着连下人都不如的生活一一“一件破棉袄，里头的虱子滚成蛋，小手冻得像个紫萝下。”童年的不幸和折磨构成了林道静乖僻孤傲、执拗倔强的性格，她的出身和遭遇也为她的反抗精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才会有之后坚决的革命倾向。    

从江玫和林道静的生活环境来看，江玫犹如生活在“温室中的花蕊”，单纯未经世故，对于爱情优柔寡断，易受爱情的羁绊，林道静则是生活在封建家庭中饱受虐待的“私生女”，乖张孤僻，敢爱敢恨，具有反抗精神，在爱情中果断坚决。在大革命时代洪流的影响之下，无论是恋爱中的优柔寡断还是果断坚决，她们最后都能成为被塑造、被锻炼出来的革命先锋战士。这源于女性知识分子对自我革命意识认知的提升，她们不再追求纯美的初恋，转而改造“旧我”，在革命中寻找“新我”。从这方面来看，可以说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自身生活环境是导致个人恋爱观中爱情缺失的深层次原因。    

三、投身于革命道路中的恋爱悲剧

女性知识分子从来都处在被选择、被争夺的地位，但倘若抛开革命等一切因素，她们就能收获纯美的爱情吗?不，这种假设显然只针对于冷漠麻术、个人主义至上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对于另一种有着忧患意识、关注家国大事的青年女性而言，她们最终都会走向革命的康庄大道，而她们的爱情也不得不走向悲剧。从《红豆》来看，江玫深深爱着初恋齐虹，却又深受肖素的革命精神鼓舞，这个生活在平静小天地中的女大学生，在时代大波的撞击下，萌生出对革命的向往和对新生活的渴求，而这时的齐虹却在国家危难之际选择逃往美国。一边是自私自利的齐虹，一边是有着强烈集体意识的肖素，这无疑代表了两种迥异的道路，一是个人内心追求的爱情之路，二是以集体为重的革命奋斗之路。在爱情与革命之间，江玫最终告别了爱情，投身到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时代生活中，她与齐虹的爱情最终走向悲剧。爱情，对于江玫是很重要的，但对于她的人生“己不是可为之生亦为之死的首要目标，它己经让位于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个人事业及与此相关的人生价值”    

然而在《青春之歌》中，初恋余永泽虽与林道静出身于同样的剥削阶级家庭，然而林道静走的是背弃出身阶级、强烈要求进步、不断革命的康庄大道，余永泽却钻进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死胡同，在个人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这时的林道静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卢嘉川的启蒙之下，有着为革命服务的强烈意识，而余永泽却整天沉醉于得到胡适博士青睐的幻想之中。林道静对恋人口益失望，所以她毫不犹豫地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教育和启发，并向往那样自由的生活，最终她与余永泽的爱情走向悲剧。从江玫和林道静相似的恋爱悲剧来看，与其说是革命葬送了她们的爱情，不如说是被她们心中为集体服务的强烈政治意识所葬送。这种恋爱悲剧之下的革命选择也是导致女性知识分子个人追求的纯美爱情缺失的外在因素。

四、结语

“革命加恋爱”模式下的普遍话语强调爱情为革命的让步，作者难以跳出“为政治服务”的圈缚“作家为在文学和政治的微妙环境中求得生存，在创作中隐藏了艺术追求和个人意识，将个人话语淹没在主流意识的宏大历史题材和政治集体话语中「习。”从江玫和林道静生活环境影响下的恋爱观以及她们的恋爱悲剧来看，正是由于这种个人与集体话语的冲突，强调集体主义至上的年代，爱情从属于革命，知识分子应有的纯真爱情也成为革命的牺牲品。从人性关怀角度来看，这种爱与性的压抑不应该成为让位于革命的理由。从讴歌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中去关注女性自身的爱情缺失，有利于客观而全面的分析“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中的得失，并以此为鉴，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文艺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