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改革开放形成了真正意义上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是在这一道路进程中传统的单一的国家与社会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遭受到质疑，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道德领域的非现代性和伪现代性日益明显，群体价值和理想共识崩溃、人际沟通机制遭到破坏、群体成员极端化、个体化趋势日益突出。现代化背后最大的问题不再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问题，而是市场社会和残缺的现代性带来的价值颠覆，使得身心的安顿、灵肉的一致成为社会急需解决的文化问题，也是现实给中国德育提出的时代课题。    

如何解决这一课题?从马克思出发，就必须要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入手，克服道德的现存风险就要克服经济结构性失调和紊乱性波动，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的常态化。当前，经济常态化解决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发展动力的换挡问题，更多的是平衡社会的有机构成，重建社会以及历史的总体性原则，这种总体性原则意味着人真正意义上重新梳理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求人摆脱商品拜物教的奴役，实现人的主体性和超越性。这一大背景下，我们从卢梭自然主义德育观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德育观的对话中，可以为经济新常态寻找道德教育的新途径。    

第一，奠定德育的合法性基础。卢梭将道德教育的合法性基础归结为自然秉赋，马克思将道德教育立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定上教育工人阶级为争取解放斗争。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自然还是政治都不再居于社会发展首位，社会成为了一个开放多元、独立自由的领域。传统的道德教育对大众的说服力已经衰落，面对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的道德问题，它也越来越失去解释和应对力。同时卢梭和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资本主义的弊病越来越涌现出来，市场机会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成为更多人的实际处事原则，自我成为物欲的奴隶，精神和道德的荒漠化使人缺乏了‘灵，的维度而仅仅成分肉，的存在。我们要寻找一条介于卢梭和马克思之间的既具有人本主义色彩和超越性意义，又可以切实可行符合时代特点的道德合法性根基，使得道德能够真正肩负起其道德教化的使命。    

第二，寻求道德价值选择标准。由于工具理性在道德教育领域的泛滥，当前教育呈现出知识化和功利化的特征，为了避免由于所谓的强制和侵权的标签，教育者只是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策略，一味地站在价值中立或者‘去道德化，的立场引导学生的道德认识和判断力，换句话i}`我只提供道德选择的方案，而至于选择哪一种完全依据你的判断来定夺。”这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甚至违背了道德的教育性质的维度。这一点，无论是卢梭还是马克思都坚决反对。卢梭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提出道德教育必须以顺应人的自然天赋为使命，而马克思指出道德教育成败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重要依据，但是细细思考，这两种观点都只是提出了道德教育评判的初步框架。我们要寻求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道德选择标准。    

第三，创新道德教育方式方法。当前的道德教育不仅仅没有使得学生通过教育而更加富有人性，反而使得受教育者的人性受到了更多的压抑;不仅没有实现人的完满发展，反而使人越发走向片面和畸形，总而言之，它带来的不是更多的生活可能，而是越来越狭窄的生活视野，道德教育走向了异化。要实现道德教育的复归，就必须创新道德教育的方法，重新界定教育者的角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和沟通方式等内容，实现道德教育的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统一。    

第四，改革道德教育评价方式。现代性重新定义了我们的文明以及文明的诸构成要素，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它改变了我们所理解的知识、真理、道德，甚至改变了自然赋予我们的用以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仁慈、爱、恨、美、创造力、智商甚至道德本身的评价结果都只能用数字表示。这样一种道德教育的评价方式严重阻碍了受教育者的道德认知和积极性，或者说它并不能表示受教育者的教育程度本身。卢梭和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教条式的教育评价而希望将之诉诸于实践。因此，当前，我们要转变道德教育的评价方式，由分数唯一论或者分数决定论转向学生综合素质的多方面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