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哲学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背景，西方环境哲学在其特定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具有民族的特定性，并不适合于我国的具体实践，从而构建属于中华民族的环境哲学有其深刻的必要性。此外，西方生态危机肆意蔓延，依附于西方文化的西方环境哲学束手无策，面对这样的先天不足与后天无法弥补的理论困境，环境哲学中国化有其强烈的迫切性。如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同我国传统文化是环境哲学最本源的、真实的故乡。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是极具可能性的尝试。
1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
哲学以文化为其生长土壤，不谈及文化就无法深入的畅谈哲学。人文文化由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不同因素构成，所以人文文化具有特定的民族性，并不是本民族的文化在其他民族同样可以得到认可。哲学可以说是文化的精髓，而文化是哲学存在的根基，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民族的或者说是超越民族的一般的、普遍的哲学。文化所具有的特殊的民族性必然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哲学同样具有民族性。西方哲学根植于西方文化，是西方民族自己特有的哲学，不能称为其他民族所普遍适用的哲学。文化展现着民族的魅力与气质，若民族丢失了其特有的文化，就像是人丢失了魂魄。任何外来文化与哲学的中国化都是基于中华民族的思想与观念，取外来文化和哲学的精华为己而用，这并不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取代和遗忘。
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哲学大多指的是根植于西方文化的西方环境哲学，由于这样的环境哲学从属于西方文化，并不是普遍适用于其他各民族的具有一般性的环境哲学。因此要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仅靠翻译和引进未加以本土化研究的西方环境哲学是力所不及的。西方的环境哲学进入中国，要经过我国传统文化的自主选择和在各方面、多角度的批判，从而找寻西方环境哲学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契合点，这样才能使西方的环境哲学彻底并真实的融入中华民族的土壤。否则，对西方环境哲学的照搬照抄，一方面难以为本民族所认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无法解决我国所实际面临的生态问题。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显得尤为必要。
2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迫切性
工业革命发韧于西方，而接踵而来的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也首先显现在西方，因而西方学者把环境以及生态问题当作社会的主要问题，首创提出“环境哲学”的概念并努力构建了环境哲学的体系框架。西方学者不懈努力的研究成果无论对于当代人还是后代人的生存都具有不可泯灭的意义。然而这样的环境哲学以西方文化为依托，无法跳出西方的思维的方式，具有先天的、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把人视为宇宙的主体和最高存在，把自然视为属人的自然，这无疑是对自然的否定。而非人类中心论的提出虽然可与人类中心论相对抗，但二者不是用自然取代了人，便是用人取代自然。非人类中心论将自然的地位提升到一个至高的位置，不承认人的实践性甚至是主体性。这两种“中心论”的提出，本来就是天人统一关系的最大否定。因此，对于人同宇宙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的逻辑与哲学思维束手无策。
传统伦理学将权利与义务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简单的用权利与义务来解说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更难以说服众人。人类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双方共处于同样的主体地位。若用这样的伦理关系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得出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自然作为客体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错误结论。因此，主客极端对立的思维方式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框架对于天人关系无法给出恰当准确的回答，更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环境问题，这是西方环境哲学的先天不足，也是西方环境哲学的理论困境。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和我国环境所遭受的巨大破坏，急需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变得十分迫切。
3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
西方现代哲学以主客二分的思想为其形而上学的基础与依据，使人与自然原有的统一关系被无情割裂。西方环境哲学虽然发出了对西方哲学的反抗，但是这样的反抗只是一种内部的反抗，因为二者运用着相同的思维模式，生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以及后续也无法解决和突破的理论困境。若要解决西方环境哲学遭遇的困境，就不得不在全新的文化背景中去找寻全新的理论。尽管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从未明确使用过环境哲学这一概念，但其对与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的探究本身就是有关环境的哲学，并且对于西方环境哲学具有本真和始源的意义。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说，我国的传统文化才是环境哲学本源的、真实的故乡。
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最高境界可以定义为“和”文化，它对处理人际关系及天人关系都给出了理论上的方式方法，不仅为西方环境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撑点，同时也使得环境哲学中国化成为可能。海德格尔作为西方著名哲学家曾经渴望完全摒弃传统的西方哲学，进而开创一种把生态以及人类未来作为重点的全新哲学，这就要求摒弃西方思维模式，因此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肆意蔓延的生态危机，依附于西方文化的西方环境哲学束手无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把希望寄托于中国，认为中国基于其传统文化可以创造一种中国化的环境哲学。传统“和”文化阴阳之道的宇宙观、和同之辨的方法论、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中庸之德的道德观以及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为构建颠覆西方思维模式的环境哲学和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尝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使得环境哲学中国化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