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围绕利益产生的权力使用    

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实践关涉力量和权势的差异所导致的各种支配、斗争以及妥协，其实质是围绕利益而产生的权力与知识的使用。利益因素是社会普遍的存在，犹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有多少个场，就有多少种利益形式。

无论是大庙会中的撂地打把势卖艺，还是组织专场的民俗武艺表演，都意味着要有一定的显性或隐性收入，“打金章”更是如此。“金章”本身即是名誉与地位，也意味着可观的经济收入。成绩优异者常常受聘到民国军队中做国术教官，从中尉、上尉起，最高有授予中校军衔的，待遇较丰。如，张至清被原国民党主席林森聘为保镖;叶丹一被聘为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保镖;余国雄被聘为国民党中央通讯团教官;陈用和取得金章后被国民党四川省水警总局聘为武术总教官等。彭元植先后被国民党川南边防军司令部、重庆炮兵司令部、四川省军管区军管总队聘为武术教官。路君健为川康边防师冷寅东师部聘为武术教官，等等。打金章为四川民间武术与川军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也打通了民间武术与川军之间的交流渠道。也有一些受聘于机关、学校，从而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如，简阳县的刘新吾曾两次夺得打擂金章，后被聘为简阳某学校武术教师。也有些直接被一些巨商大官聘为“镖师”。最不济者，也可以开设“武棚”授徒收取学费。融入民俗生活为民间武术习练者提供了改善生活的路径。正因为如此，民俗生活中民间武术的权力实践才成为了结构性的存在。

2 权力实践中的结构性关系    

民俗的日常生活属性决定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性，正因为如此，民俗生活中民间武术的权力实践关系愈加复杂。这在青羊宫花会打金章中有着鲜活的展现。军方选手、袍哥与普通拳师是打金章民俗生活权力的主要实践者。    

军方选手代表川军一系，有人有枪，势力强大，占据着绝对的地位。有时他们为了得到金章会不择手段。郑光路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案例。有一年比赛，成都西部有一个绰号“刘一锤”的农民拳师，在最后金章时与川军中一个手枪连长相遇。那连长自知不敌，头一夜找来“刘一锤”进行“私曰”:要他让手输给自己，许暗中重酬。但“刘一锤”年轻好胜，次日擂台上毫不相让，那连长败阵。刚下擂台，“刘一锤”的师兄偷偷对他报信:“哥子，情况不妙，台下有许多手枪连的丘八!”结果，“刘一锤”连忙跳出青羊宫高墙逃跑，后面无数当兵的持枪追赶，连连射击追好几里路，辛亏刘的轻功甚好逃脱，未饮弹身亡!

其次，则为袍哥一系。民国时期，袍哥在四川的力量不容小觑。他们往往赢得输不得，“恐吓”“贿赂”“利诱”是他们常用的江湖手段。前述成都袍哥头子徐子昌的兄弟伙蓝某参赛时，徐子昌先给对手一点好处，然后带着人到赛场为蓝某坐阵，威迫对手在竞技中“打个让手”让蓝赢，并传话说，“只准输，不准赢，否则下台后小心挨黑枪当堂搁起。”对手迫于徐子昌的淫威，敢怒不敢言，只好“输”给蓝某。赛事组织者对此也无可奈何。

最后，则是普通拳师形成的一个弱势群体。作为“弱者”，他们只有依靠真功夫才能赢取金章。民国一七年，简阳的余发斋依靠实力“巧胜”四川督军熊克武的贴身保镖李国操，从此扬名。然而，当遇到一些军方选手或袍哥时，普通拳师即使有好功夫也不一定能拿到金章，不得已选择弃权。不过，也有普通拳师采取“戏耍”策略的。“巧胜”“弃权”“戏耍”构成了普通拳师建构权力秩序的“弱者的武器”。路军健(1910.9一2013. 11)说，金章擂台赛中涌现出了很多有名的高手，如马宝、蓝博熙、李飞龙、景书堂、詹品山、杜子明、王汉山，杨继周、晏兴武、张腾蛟、王少卿等。    

考察民俗生活中民间武术的权力实践逻辑不难发现，尽管民间拳师采用了弱者的策略与社会强势群体进行利益抗争，但他们最终并没有颠覆这一权力支配，所以他们仍旧共同参与了这一强加于弱者的霸权。这可能与日常生活中权力的稳固性有关。}z3}在民俗生活的日常情境中，所有参与的个体将隐蔽的权力秩序内化为了丛林实践法则。由于民俗生活中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广泛性，这一权力政治秩序也是集体实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