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由于洱海区域与内地相距遥远，加之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所以较少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在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之前，该区域内部既没有能够与中央王朝高度整合的地方行政体制，也不存在像滇、夜郎、哀牢这类人口较多的类似于“华夏式”政治体的酋邦。不论是“昆明”“斯榆”，还是其他外来或土著人群，其政治组织发育程度普遍较低，社会组织既不相统属又相对分散，加之复杂多样的地理生态环境、与华夏差异甚大的文化形态，因而长期游离于王朝统治边缘之外，在文献中也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自西汉王朝开发西南夷以来，为强化对西南疆域的控治，三十余年间先后设立了益州、样柯、键为、越禽、汉山、武都、沈黎等七个“初郡”，但是在洱海区域却并没有单独设郡，比如境内所设之云南县，西汉时隶属益州，东汉时隶属永昌，实际上无法直接控辖洱海区域。对于这种局面的成因，方国瑜认为:“洱海区域的昆明族，居住在两汉时期所设叶榆、邪龙、云南、弄栋、青岭、姑复、遂久等七县境内，散为部族，没有发展到部族联结阶段，也就是说没有统一的机构。这说明洱海区域人群的“非华夏”政治组织形态对汉王朝疆域扩张形成了极大的制约和影响。然而从较长时段来看，真正阻止汉帝国深入洱海区域的，主要还是地理环境变化带来的经济生态的差异和文化差异。这正如胡鸿在《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一文中所指出的，“在农业条件和交通状况都不理想的西南夷地区，汉朝虽设了郡县，但这些初郡无法收税，一切行政费用和吏卒都靠邻郡供给。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维持当地原有的政治组织，王、候、邑长等土官系统得以保持，事实上不过是一种羁摩式管理”。在这种情形下，“最适合被整合的，莫过于一个较小型的华夏式政治体。相似的官僚制度、郡县制度甚至统治手段，都让它能够迅速地被吸收进汉帝国，最不适合被吸收的，则是分散的、阶序化不发达的政治体，甚至尚无稳定政治体的松散人群，这样的人群配合上深险的地理环境、非农耕非定居的生活形态，能够有效游离于帝国控制之外。

由于对洱海区域难以进行有效的开发治理，所以汉帝国对其采取的统治策略与以“羁摩”为主的滇、夜郎等地明显不同，基本上是停留在军事征服的层面上。当时“昆明”一直是这一地区势力较大、人数较多的族群，因而和汉王朝发生的冲突和战争经常见诸史籍。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其北方闭氏、节，南方闭篙、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同书亦载:“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篙、样柯、沈黎、汉山郡……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由于周边的郡县无力控制洱海区域的局势，因此多由朝廷征调其他地方的军队前往镇压。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昆明”族群势力的强大难制，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洱海区域成为了汉王朝西南边疆扩张难以推进之处一一即其生态、地理的极限所在。

汉昭帝始元年间(公元前86年一前81年)益州、样柯等地爆发了地方土著族群与汉王朝之间数次大规模的武力对抗。据《汉书·昭帝纪》记载:“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增，样柯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键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大破之。……(四年)冬，遣大鸿肪田广明击益州。……(五年)秋，大鸿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余人，获畜产五万余头。”此次战事亦载《汉书·西南夷传》:“后二十三岁(按:元封二年后)，孝昭始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增民反，杀长吏。……后三岁，姑增、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凡四千余人。明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据《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有二十四县，其中叶榆、邪龙、云南、弄栋、比苏、不韦、篙唐、来唯八县分布在洱海和永昌地区。这当中廉头即弄栋，姑增即青岭，叶榆即斯榆，均在洱海区域。文献所透露出的信息，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战争规模大，波及面广，被征讨的对象主要是游牧人群;第二，“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表明双方曾经在水网密布河湖地带甚至是水上发生过激烈交战。洱海区域的昆明人等族群以山地游牧为主，不习水战。因此，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应该另外一类人群。结合上文对“土著洱海人”相关问题的分析，该人群可能就是以渔猎、农耕为生计方式的斯榆人(叶榆人)。汉昭帝始元年间的几次武力征伐，虽然兴师动众声势浩大，但仍未能打通当地族群对该区域的控扼，因此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汉帝国基本放弃了对洱海区域的经营，而是转向了对澜沧江外的永昌地区的开发。

王莽时期(公元9年一22年)，为了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强化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四夷僧号称王者皆更为侯”。此举引发了边疆地区的动乱，也直接影响了西南夷地区的局势。《汉书·王莽传》载:“天凤元年(公元14年)……益州蛮夷杀大尹程隆，三边尽反，遣平蛮将军冯茂将兵击之。 (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盯，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征还，下狱死。”《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亦载:“及王莽政乱，益州郡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篙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莽使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徙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不能克而还。”根据方国瑜考证，姑复在今华坪，栋蚕、若豆、姑复等地区相邻，因此动乱再度波及到洱海区域。王莽对西南夷采取的军事行动虽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通过武力征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地土著族群的势力。

东汉灭公孙述占据巴蜀后，西南夷土著族群一度归附东汉，但不久就发生了反叛事件。《后汉书·光武纪苏己载:“(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秋九月……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之。……二十一年(公元45年)春正月，武威将军刘尚破益州夷，平之。n [l8]《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记载此事经过说:“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十九年(公元43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键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渡沪水，入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赢弱、谷、畜。二十年(公元44年)，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明年(公元45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方国瑜认为:“此次战事，栋蚕、姑复、叶榆、弄栋是一个联合地区，所称昆明夷，就是这区域的族名，为此次起义的主力。经过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战乱，洱海区域各族群受到东汉王朝力量的严重打击，导致区域内部的族群及文化分布格局发生了较大改变。反映在考古文化上，两汉之际洱海区域土著青铜文化大多迅速转衰，当与该地区长期的战乱有着直接的关系。

综上所述，由于洱海区域长期处于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一直未能将其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所以，在史籍记载中，由“昆明”所代表的洱海区域各族群与华夏人群的接触，通常都是以冲突和战争的方式来呈现的。这反映出汉王朝在西南边疆治理过程中，武力威慑和征伐仍然是维系统治的基本手段。如果我们将洱海区域视作一个自成系统的历史空间，在此空间之内，既有长期定居的土著族群，也有不断涌入的外部族群，同时也包括王朝政治、军事力量的持续性影响，这使得洱海区域族群关系与分布格局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族群之间的联系更为频繁，原先各不统属、较为分散的部族社会在面对外部力量的压力下，开始走向了联合。土著人群的社会组织力与阶序化程度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增强，社会结构出现了重新整合的趋势。这种社会整合的努力从两汉时期肇始，经历魏晋南北朝的不断孕育过程，终于到唐代，在洱海区域产生了地方性政权—南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