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等人在湄湄潭的调查还发现:“有无地人口户”比“无无地人口户”的人均农业收人低，但前者的人均非农业收人(笔者以打工收人统称)却比后者高，且人均总收人前者比后者高，打工收人的人均增量部分弥补了无地人口的农业收人的损失部分。刘守英等人认为，这说明:一是土地收人对农民收人的影响力降低了，二是进一步证明了无地农民收人更高。而这一切正是拜“湄湄潭实验”所赐:新增人口不再分到土地，于是就“推着”这帮人外出务工，从而使天地人口获得了比务农收人更多的收人。但这样的解释也让人觉得困惑。

首先，在国家并不直接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政策背景下，农民是能够对市场机会进行自主反应的理性的市场主体，他们并不需要谁来“解放”他们。在考虑外出打工还是在家务农哪个更划算方面，农地制度根本构不成对他们的硬性约束。农民并不傻，当打工比务农更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把那些有比较多的市场机会的青壮年家庭成员配置到城市，并给农业配置那些市场机会比较少的中老年家庭成员；更有甚者，条件具备的有地农民甚至主动放弃了农业收人[川:或抛荒，或季节性抛荒，或降低复种指数，或调整种植结构，或者把土地馈赠、流转、托付乃至私下出售给亲朋邻里乃至农业企业等。据农业部统计，目前我国已经有近三分之一的家庭承包耕地被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流转。面对农民有如此之多的制度创新，笔者实在看不到“土地”究竟是如何捆绑住了有地农民。

只要是打工比务农更划算，其实根本用不着I}湄潭实验去“推动”。不管是有地农民还是没地农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涌人城市。这时，农村为城市输出的是廉价优质的劳动力，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完全是农民的自主选择，I}湄潭实验根本没有什么贡献。但是，如果打工没有务农划算，而湄潭实验的土地制度又导致那些没地农民在农村生活不下去，这才有可能“推动”这些无地农民进城。这时，农村为城市输送的是难民或流民，极有可能造成城市动荡。这虽然也是那些无地农民的“自由选择”，但泪湄潭实验的土地制度却切切实实地为此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当然，目前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良好，还没有普遍出现务农比打工更划算的情况，所以泪湄潭实验的“贡献”还没有发挥的空间，但却值得警醒。

其实，农民家庭生命周期才是决定农民收人差别的主要原因。刘守英等人发现，泪湄潭“有无地人口户”比“无无地人口户”收人更高，我们姑且认为这是个事实。但他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泪湄潭土地制度的贡献，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决定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农民的“家庭生命周期”。

可以继续利用上述思想实验来解释这个问题。由于“湄潭实验”强制实施，张三家和李四家的土地既没有新增，也没有减少。然而，家庭生命周期的自然运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每个家庭成员的年龄都在持续增长。从而引起了人地之间的变化。20年之后，张三和李四家都有人步人老年，也有人结婚、生子。张三家有2个65岁的老人，4个45岁的中年人，4个儿子各娶了1个媳妇，并且各生了1个小孩，总人口18人，但土地仍然是10个人的。而李四家则因为之前的6个女孩全部长大并外嫁，因此只剩下4个人，分别是2个65岁的老人和2个45岁的中年人，但他们家仍然有10个人的土地。

按照刘守英的分类，张三家属于“有无地人口户”，无地人口高达8人；而李四家则属于“无无地人口户”。刘守英等人在I}湄潭的调查发现，在外出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重方面，“有无地人口户”比“无无地人口户”高，有些村甚至高很多。由于打工的性价比更高，使得“有无地人口户”比“无无地人口户”的总收人也要高。他认为这是I}湄潭土地改革的贡献，而笔者认为，这根本就跟土地没有什么关系，而主要是由家庭生命周期决定的。

利用上述20年后的数据分析，像张三这样的“有无地人口户”，处于家庭生命周期的上升阶段，家庭劳动力的比重较大；而像李四这样的“无无地人口户”，则处于家庭生命周期的衰退阶段，家庭劳动力的比重较小。具体来说，张三家现在有12个劳动力，而李四家只有2个劳动力。就目前来说，60多岁的老人在家种田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还可以在家照顾小孩。由于打工比务农的收人要高得多，所以不管是张三家还是李四家，主要劳动力都进城打工去了。但是，两家的年轻人都比较体谅老人在家辛苦，所以又各派了1个劳动力回家照料。张三家考虑到还有4个小孩要管教，所以又多派了1个劳动力回家帮忙。于是，张三家在外打工的就剩下10人，而李四家在外打工的就只有1人。这样，张三家的外出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重为83. 3%(按常规:60岁以上人口不算劳动力)，而李四家外出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重为50%。于是就出现了刘守英调查发现的“有无地人口户”外出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比“无无地人口户”外出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要高的现象。并且，由于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相差不多，张三家的10个人在外打工肯定比李四家的1个人在外打工挣的钱要多，因此出现了刘守英所发现的“有无地人口户”比“无无地人口户”收人更高的现象。但这两个现象的出现显然是因为不同的农民家庭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与I}湄潭实验中“生不添死不减”的土地制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实际上，不管有没有实行“生不添死不减”的土地制度，只要务工比务农的性价比高，农民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肯定会配置到城市，那些生命周期处于上升阶段的家庭，外务工的人数普遍要多于生命周期处于衰退阶段的家庭，因此前者的收人水平也普遍高于后者。把这些农民收人水平的提高归功于湄潭的土地实验，难免有“张冠李戴”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