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在注重表达生活的同时，也肯定了主体的世俗欲望和多元的人生观、价值观。宏大的乌托邦理想神话坍塌之后，人们对金钱、物质和财富的追求，对个体欲望的放纵，对游戏人生态度的肯定等，曾被斥责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东西，在1980年代纷纷涌现了出来。身体和生活的自由在1980年代初步显露，并逐步构成了文学通俗化的另一个脉络。王朔的“痞子文学”在1984年《空中小姐》发表后开始逐步盛行，随后的《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爱你没商量》《橡皮人》《顽主》等，都通过大众消费的形式实现了畅销，通俗化的叙事和痞子形象的塑造让人们耳目一新，带有叛逆色彩的主人公似乎已经取代了“高大全”式的英雄，成为大众世俗生活的偶像。例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我”—张明，可谓地地道道的痞子式人物，他没有宏大的理想志向或者是道德规约中的信仰仁爱，其行事的标准和原则正是自身的潜意识释放和身体性诉求，其传奇经历构成了许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原始生命力流动的奔放与自然。正如王朔对《爱你没商量》的阐释，“不要搞追求，不要搞政治指涉，俏皮话也不要，就要一个悲悲切切、揉碎人心的情歌小唱”，“大众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喜好就是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唯一尺度”。调侃和戏仿既成了王朔写作的特色，也构成了其文本反叛性和破坏性的内核，正如他本人所总结的:“两路活儿，一路是侃，一路是玩。”在他的笔下，社会场景可以混乱无序，主人公形象可以是痞子，爱情可以不负责任，暴力可以如动物般凶猛。也许王朔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方式，却意外地起到了反抗话语霸权和消解政治规训的作用，使得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可以说，王朔的文学在街头巷尾被人热议的同时，也使得后现代多元化审美空间得到释放。与王朔商业化的审美价值取向不同，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和阿城的《棋王》则是将人生态度和世俗理念融汇至富有乡土气息的小农意识和具有生活哲学的朴素理念之中，给人以另类的世俗化审美感知。陈焕生一路卖油绳、买帽子、感冒发烧、住招待所、自我安慰和吹嘘的经历，形象地反映出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面对新时期商品浪潮的精神状态，他们善良、淳朴却又浅薄、狭隘，其付出5元钱住宿费前后的变化，更是符合一个世俗平民百姓的精神价值取向。最终，“精神胜利法”给陈焕生以自豪的资本，富有戏剧气质的描绘也使得日常生活焕发出反思的力量。阿城的《棋王》则将世俗化生活上升至一种隐忍、自足的生活哲学，似乎一饭一粮、一言一语、一棋一子、一柔一刚中都蕴含了生命的神圣，这也使得主人公王一生具有了更高层次的魅力。在他看来，政治的风云变幻不及棋盘上的你来我往，时代的荣辱兴衰不如朴实的革食瓢饮，世俗化的生活同样可以焕发出形而上的光彩，这也是文化寻根的应有之义。无为方能无不为，柔方能克强，而文本在王一生同9个下棋高手的对决中，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上升至极高的境界，这也正是对生命自由和个体自由的最好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