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曾指出，“适之先生生平强调历史的观点最力，对于任何事情他都要追问它是怎样发生的、又是怎样演变的。”霉余点破了胡适治学的秘籍，即历史的眼光。这种历史的眼光，按胡的话说，就是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是实验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多它要求研究事物是如何发生、怎样来的，又是怎样变成现在的样子。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胡适对其历史的眼光有这样的说明，“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对象“演变的历程”，“我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这个方法。”啊也还进一步指出，像《二国》、《西游》、《水浒》等，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的”，对于它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木”，找出其“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其实，他的历史的眼光无非两点:首先明变，对任何对象，都要“以汉还汉”，“以唐还唐”，各还其“木来而目”其次求因，要发掘其背后的历史因果关联。这种历史眼光在文学史的落实，就是其“历史的文学观念”。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他指出，居今“言文学改良”，当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但绝非“完全抄袭”，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正是这种历史眼光，《白话文学史》在评介盛唐诗歌时能剑走偏锋，提出盛唐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扛该期诗人将乐府的“声调与训练”入诗，故其五言、七言或五七杂言，概“近于白话或竟全用白话”，他称这种诗为“新体诗”，并批判后世论家缺乏历史眼光，“不懂历史”，认其为“古诗”、“五古”、“七古”，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谬见”。在《<水浒传)考证》中，他批评金圣叹虽“最爱谈‘作史笔法”“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移在评价工充的“文与言同趋”时，盛赞其有“历史的眼光”。妙我们知道，工充“文与言同趋”论出自《论衡自纪篇》，该篇中，他认为，“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扶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工充此论提倡的是“言文合一”，同时主张文字应该口语化，胡适之所以盛誉工充，概因工此论与其提倡的“言文合一”及白话文观念“心有戚戚焉”，所以，他认为工有历史眼光，是一个“有意主张白话的人”妞，应该对其表示“特别的敬礼”封。

从本质上说，胡适所强调的历史眼光也是白话的眼光、进化的眼光。所以，历史眼光又多次被他称之为“历史进化的眼光”。他的“历史的眼光”，最终目的无非在于抬高白话文学的地位，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这样说，“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i，和诗二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霜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他则依进化观念指出，白话文学是符合文学进化规律的新文学，是活文学;文言文学则是落后于时代的僵化文学，必然会被淘汰，是死文学。由此可知，胡适绳墨文学的标准，始终只是一种历史的眼光、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

同时，胡适的“历史的眼光”也强调对历史因果律的把握，注重对象的前因后果，坚持在历史因果链条中来把握对象。1921年6月30日的日记中，胡适对历史的眼光有一个生动的譬喻，称之为“祖孙的方法”。他解释说，这种方法从来不把一件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总是把它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而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就再也逃不出去了”。姐在文学史分析中，他就普遍实践了这种“祖孙的方法”。如他对杜甫诗歌的白话之论断就放开眼光，看到了他所谓的杜诗白话特质的历史因果:《北征》像左思的《娇女》，《羌村》最近于陶潜，“陶潜与杜甫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人，诉穷说苦都不肯抛弃这一点风趣。因为他们有这一点说笑话作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这是他们几位的共同之点，又不仅仅是同作白话谐诗的渊源关系。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他又批评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全然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对于张著论昆曲之盛衰时的观点:“是故昆曲之盛衰，实兴亡之所系。道咸以降，此调渐微。中兴之颂未终，海内之人心已去。识者以秦声之极盛，为妖孽之先征。其言虽激，未始无因。欲睹升平，当复昆曲。《乐记》一言，自胜于政书万卷也。”胡适讥讽道，“这种议论，居然出现于‘文学史’里而，居然作师范学校‘新教科书’用”，“真是莫名其妙”。他进一步指出，张氏此论的病根全在“没有历史观念”，将一代的兴亡与昆曲的盛衰视为“因果的关系”，其“欲睹升平，当复昆曲”之语更是愚人之见，若此，则只消一道“总统命令”，几处“警察厅的威力”，中国立刻便“升平”与之不同，胡适认为，文学的衰亡废兴均乃历史进化之果，昆曲的衰亡自有衰亡的原因，它既不能自保于道咸之时，也决不能中兴于既亡之后。因此，他指出，那些主张恢复昆曲的人，实则逆历史潮流而行，违背历史进化的规律，“虽是‘今人”却要做‘古人’的死文字;虽是20世纪的人，偏要说秦汉唐宋的话”，实为不明文学废兴的因果，缺乏文学历史进化的意识。

胡适的文学史态度，自其发生至今，群嚎诸多，饱受非议，但无疑的是，他的文学史见解将科学精神引入文学史研究，使中国传统的以“文章辨体”、“历代诗综”为主体的文史之学顺利转型，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的品质。正是他的革路蓝缕之功，科学精神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实践中影响日重。他曾自豪地说:“我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初期，便不厌其详的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木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木，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木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这绝非自夸，实际上他也确实做到了。不过，胡适的平生志向，大概也不在文学研究，所以，对大谈文学，他一直心存顾虑:“以我专从事研究学术与思想的人去讲文学，颇觉不当”。这或许是自谦，但据其白话文学史观中层出之汉吏断唐律的失误看，此语当非自谦，而是他推崇文学研究科学精神时的一个瓶颈。既已底气不足，又非木业，自难擅长，失误也就在所难免，至于他自认其将白话文学抬为中国文学之正统为文学史上的“哥白尼的大文革命”拯，大概除了自我抬举之外，当无更深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