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模糊的女性性别角色

中国的女性文化是在漫长的父权主义社会文化形态中形成的，因此，女性的性别角色都是按照男性所要求的形象来塑造的。传统女性文化创设了一系列的符号来规训女性，例如温柔敦厚、卑微顺从、屏弱娇羞、沉默隐忍等等。为了成为能够被社会认可的女性，女人们不得不将这些规训符号内化为自律的规条。《仪礼》中说“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始终是作为男性的依附物而存在的。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必须压抑本性和欲望，不能表现出自主和独立的意识。

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与现代女性主义观念开始影响中国，“女人要取得社会政治权益就要进人男性的领域，用男性标准要求自己，把达到男性标准认为是女性的解放”川。勿庸置疑，当代中国妇女是解放的妇女。“男女都一样”，反对的是性别歧视，要求的是男女平等，但它“忽视了由于生理差异和长期的社会文化差异造成的女性真实的生活状况”。在打破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同时也意味着对男性、女性间的差异的抹煞。正所谓“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女性在挣脱了奴役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

(二)缺失的女性话语权力

话语不仅构成权力斗争的场所和平台，而且成为权力斗争的手段和武器[0。当代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变，她们不再是男性和家庭的附属物，也不再是“无法取代男性成为被社会所接纳的社会角色”，但是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并没有退出，而是以更加委婉和隐蔽的方式潜隐在社会的无意识层面，沉淀在人们的血液中。

处在传统与现代女性文化夹缝中的中国女性，共同面临着一个性别与自我的困境，可以把它概括为“花木兰式”境遇:一方面要满足“深植于中国人精神血脉中的儒家教化的温良贤善、阴柔驯服’r }9}，她们在成长过程中始终听到“一个女孩子家不能怎么、不应该怎么”的教诲，从她最初能够领会父母和社会意旨的时候就明白自己与男孩的不同，她们会有意识地用传统性别角色来规范自己;另一方面，现代教育理念和文化环境又要求女性自我意识的完善和加强，做到“自尊、自爱、自强、自立”，要求女性跟男性一样面临求学、求职等生存的压力。中国当代女性承受着分裂的生活与分裂的自我:一方面要和男人一样服务社会，全力支撑“半边天”;另一方面是无法推卸的女性传统角色。

总而言之，中国当代女性在她们参与历史的同时，又失去了性别身份。性别与自我的困境以及女性话语权的缺失是导致“秀女”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她们试图营造一种话语体系来不断强调自己的文化性别与精神性别，网络“秀女”们无疑继续并强化了这种努力。她们如此一致地选择依靠展示最富性别特征的事物—自己的身体和性来消解她们所面临的性别和自我的困境，这可谓是一种最极端也是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