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领域开展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复杂系统脆弱性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由于研究领域、对象或视角不同，学者们对脆弱性内涵的理解有各自的侧重点，存在较大差异。Cutter(2003和王岩等(2013对脆弱性内涵的系统总结，表明其内涵已得到不断深化和延伸，逐渐从最初关注对破坏或十扰的敏感性，衍化延伸到包含暴露性、易损性、敏感性、适应性、弹性、风险、应对能力、恢复力、变革力等一系列相关概念在内的集合;从一维拓展到多维，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演化，从被动面对转向主动应对(张其春等,2016)。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作为复杂动态系统，在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十扰或冲击下具有三级“防御”机制:一是及时感知系统内外环境变化，以便提前做好十预调控准备;二是依靠自身的免疫机能和适应性策略降低扰动损害;三是依靠自组织机能及应对调控策略，使遭受损害的系统恢复到正常运营状态。这三级“防御”机制表明，系统脆弱性由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决定，是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相互作用的函数。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越弱，系统脆弱性就越强，所创造的价值就越低。由此可见，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脆弱性是一个多维度的能力指标，可以用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予以刻画。

然而，将系统脆弱性视为能力指标，而不考虑脆弱性产生结果的研究范式，显然不利于从系统层面全方位地理解系统脆弱性内涵及其演化机理。脆弱性是复杂系统的固有属性，从系统脆弱性存在的时间范畴来看，脆弱性出现在网络形成、发展、成熟和蜕变的各个时期。在网络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系统脆弱性水平不同，脆弱性引致因素的影响强度各异，产生的效益将有差别。从系统脆弱性存在的空间范畴来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是一个社会经济系统，其脆弱性体现为微观主体、中观产业和宏观区域3个层面。共生单元是内外因素扰动的直接承受载体，内外十扰会对共生单元的价值创造能力产生影响，使得共生单元间原有的匹配关系、合作成本、利益格局等发生波动，带来共生单元间合作意愿及合作行为变化，引发经营性冲突。而利益冲突的结果将使共生关系朝着紧张、退化、中断乃至破裂等不利方向演化，扰乱合作伙伴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网络的动荡、萎缩。一旦发生连锁反应，还可能导致系统崩溃、解体，进而带来区域经济发展受阻、就业压力增大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由此可见，系统脆弱性可作为结果指标，表现为系统运行绩效低下，未能取得理想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即产生“不良”绩效。

根据前文对脆弱性内涵的解析，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脆弱性是指: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运行过程中，受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十扰或冲击，由于系统敏感性不强、适应性不仕和恢复力不足，带来网络结构、功能受损，致使网络陷入低效运行的一种系统属性[[7]l69。这一概念表明:(1)系统脆弱性是多重引致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不仅来源于经济、社会、技术、政策、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还与自身内部主体素质、网络结构特征等密切相关，内外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可能产生叠加效应，加剧系统脆弱性;(2)系统脆弱性是一个能力指标，可以用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予以刻画，敏感性越弱、适应性越差、恢复力越小，网络能力就越不足，系统脆弱性就越强;(3)系统脆弱性还是一个绩效指标，表现为网络动荡、萎缩乃至崩溃、瓦解，导致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欠仕，可以用增值性不强、共享性不足和生态性不仕3个维度测度。只有将脆弱性视为能力和绩效的综合指标，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系统脆弱性的本质及其演化机理。三、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运行绩效影响因素提炼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动态性、自适应性和主体建构性等特征的复杂系统，其运行过程受到众多因素影响，需要从系统整体视角加以识别。产业共生网络主要由共生单元、共生关系、共生界面和共生环境四大要素构成，而共生环境又有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分(王兆华，2002。因此，本文从这5个维度入手，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提炼出共生单元素质、网络结构特征、共生机制属性、网络氛围和环境不确定性(外部环境维度)等影响因素。

(一)共生单元素质

共生单元是实施共生行为的基本生产、交换和分配单位，共生单元素质是决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效率的内在因素，可以用环保意识、行业认知和运营基础予以反映。环保责任意识是行为主体从事“城市矿产”开发的重要驱动力，环保意识强的组织会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战略，成为环保战略的倡导者、行动者和受益者( Wen Z G等,2015叹而环保责任意识淡薄则容易产生短视行为，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内涵建设，造成行业发展粗放(Prise  L  S  V等,2013。行业认知是行为主体对行业的总体判断以及对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理解程度。Chan(2001)}"]和Zaman和Lehmann ( 2013 ) }`z]的研究表明，对废弃物回收利用行业认知水平高的组织或个人，更倾向于从事废弃资源回收利用活动，而错误的行业认知则会导致旗舰企业进军再生资源领域的积极性不足(Walls J L等, 2015 )<<3}5。共生单元的运营基础是行为主体利用各种资源，采取有效行动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技术基础、管理基础和市场能力[}`3y}z(Boons F等,2011}`4};Mesjasz-lech A,2014}`})0运营基础的好坏决定了废弃物资源化的深度和广度，运作能力越高，废弃物资源化效益越好(Corvellec等，2012)。

(二)网络结构特征

共生关系是共生单元间的相互作用方式或合作形式，共生结构是共生主体间相互合作形成的各种关联特征，反映共生关系在网络中的分布和应用，学术界通常采用网络结构这一术语。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中，网络密度、网络强度、网络异质性和网络开放性等充分反映了网络的拓扑结构和节点间的联结关系，是网络结构特征的主要体现。网络结构越复杂，网络密度越大，意味着网络聚合程度越高，合作主体间拥有更深的情感和责任，能够促进彼此间的深度交流与互动，增进相互间信任和知识共享(Domeenech T,2011)"};网络强度越大，合作主体间互动频次、情感力量、共同责任等就越高，通过协同行动创造更大的共生价值(Chopra S 5,2014户热网络异质性程度越高，网络整合分散化资源的能力越强，就容易形成更具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整体(张萌等,2008;而网络开放程度越高，网络内部共生单元就越容易与外部主体建立合作关系，突破传统空间限制，实现网络规模扩张和价值创造空间的延伸(Chertow M R , 200田}zo}

(三)共生机制属性

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间开展共生活动的通道和接触方式，有效的共生机制是共生界面功能发挥的关键途径。共生单元间的物质交换机制、知识共享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价值创造水平。Chertow ( 2000 ) }Z`]和Mirata和Emtairah ( 2005 ) }Zz]强调产业共生的核心机制是物质交换机制，包括废弃物(副产品)交换、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共同提供服务等方面内容。Wen等[9]1095 \ C0}rvellec:和Bramryd等[l6]1725的研究表明，废弃物可再生性和可再制造性不仕的根本原因在于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函需搭建畅通的信息交流与共享机制;Levanen和Hukkinen ( 2013 ) }z3}进一步认为共生合作过程中的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来源于共生单元间知识共享意愿和共享机制的缺失。此外，废弃物回收产业链中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与冲突，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和责任分担机制，从而化解合作冲突，强化主动共生( Ashton W S , 2011;朱文兴，2013;彭春红等，2016) 。

(四)网络氛围

学术界通常采用网络氛围来衡量内部环境特征(Drucker P F ,1998 )，积极融洽的网络氛围能够为不同主体间开展共生活动创造优越的环境，有利于彼此结成紧密的合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并吸引更多参与者加入，扩大网络空间(Li J等，2015 ) 。 Gutberlet ( 2015 )认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价值主张是不同主体间形成共生关系的重要前提，而缺乏双赢、诚信、共享的共生理念往往导致组织间共生关系破裂。信任是共生单元间共生关系建立、维系和拓展的基础，能够增强共生单元资源投入和知识共享的意愿，提升合作各方共同解决问题的主动性，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开放透明的合作氛围，能够增进合作各方实现资源共享和共同成长(Gulipa C S , 2016 );共同遵守的程序和规则有助于增进合作各方之间的沟通效率，加快彼此相互理解，减少不必要的推诱扯皮和利益冲突(Albino V,2016)。由此可见，理念一致性、信任程度、合作透明度、规则通用性等都是衡量网络氛围的重要变量。

(五)外部环境维度

学术界通常用环境不确定性来反映外部环境特征(along C Y等，2011)。在“城市矿产”开发领域，环境不确定性表现为市场动荡性、技术动态性、政策敌对性、社会幼稚性和生态恶劣性等。市场动荡性表现为再生资源价格的剧烈波动，由此引发再生资源产业效益的急剧下降(Cossa R等,2015。技术动态性体现为新技术的加速涌现，技术创新速度加快使得废弃物资源化关键技术迅速过时，而关键技术缺失则会削弱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能力(Ma H T等,2016。有效的政策支持能够为“城市矿产”开发打开新的机会窗口和新契机。Mitra和Webster(2008)认为，再生产品市场是准公共产品市场，需要政府通过采购、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促进废弃物回收处理和再生产品消费;然而，王超等(2014〕和Cao等(2016)认为，中国“城市矿产”开发领域的政策效果有限，有些甚至产生负面效应，函需调整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社会公众对待废弃物回收利用的思想和行为不成熟是社会环境幼稚性的体现，社会公众环保意识和废弃物回收知识水平较低，导致其废弃物回收自觉性和再生产品消费主动性不高(Yin   F等,2014。此外，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会倒逼政府、企业和公众加强废弃物管理，其回收意愿、态度和行为都会得到改善，有助于加速“城市矿产”开发进程(Ezebilo E E,2013).

综上，国内外学者针对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运行影响因素开展了较为丰富研究，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1)更加重视主体要素和环境要素的探讨，对网络结构和共生机制这两个反映产业共生网络独特性要素的挖掘还略显不足;(2)通常将这些影响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且认为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忽略因素间内在关联机制的考察;(3)缺乏从理论建构视角开展多要素交互影响网络绩效的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4)尚未将这些影响因素与系统脆弱性紧密联系起来，难以解析其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及扰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