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国体育成本分担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1)理论依据

体育兼具公益属性与经济属性已形成共识。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对公共产品的定义，体育由于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既具有私人产品特性，也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一种混合产品，因而属于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就要求体育产品提供中的多元责任主体和多种提供机制。由于体育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国民体质从而提升整体健康素质等大有裨益，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广泛的公共利益，因此体育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也就必然存在着市场供给失灵的情况，这就决定了政府应该从政策和财政投入上发挥更多的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不仅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并且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看，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体育所具有的生物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独特作用，使其成为提高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就赋予体育一定的私益性，而体育的主要经济价值就来自于这种私益性。既然体育能够给参与者带来私人收益，或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那么个人或企业所享有的收益部分所发生的成本就可以适当地让个人或企业承担，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

从社会学角度看，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和利益分化趋势明确的社会中，追求公平价值的一个制度安排就是建立一个公平分担利益协调机制。因为成本分担对公众来说就意味着掏钱，如果仅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市场经济原则，那么部分受益主体根本没有能力来支付其应该分担的体育成本，那么受益也会成为一句空话，从而让低收入群体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这显然与坚持共享发展、增进人民福社、促进社会公平的理念背道而驰。因此，按能力支付也就成为成本分担的社会学基础。

(2)现实依据

在国家战略层面，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发展体育事业，推广全民健身，增强人民体质”，以及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建设全民健康社会的目标。同时，《建议》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务业，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这无疑从战略层面为未来体育发展资金来源做了清晰的定位，那就是提高资金分担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在政府的政策层面，国务院2014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前所未有地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提出“群众体育健身和消费意识显著增强，人均体育消费支出明显提高”，以及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的目标。《意见》为社会资本进入体育产业领域清除了政策障碍，也为拓宽体育产业投融资渠道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我国体育资金多元化来源的政策性建议

(1)积极培育体育市场，唤醒“沉睡”的资金

从2010年国办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将体育产业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到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了一系列量化指标，再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2025年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的目标。可以说，在政府的推动下，体育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在产业规模上，还是在产业结构上，我国体育产业还停留在起步阶段。由于大众体育意识的制约，大部分体育资源的活力并未充分释放。且在体制带来的种种束缚下，政企、政资、政事、政社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调整与规范。显然，这都意味着市场还未能将体育资源盘活，尚有诸多隐性资金未被“催醒”。因此，政府要采取措施，积极培育体育市场，唤醒“沉睡”的资金。

一要盘活现有体育资源。从当前体育场地设施状况来看，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全国164.24万个体育场地中，企业单位的占比仅为8.38%。在各种体育场地设施中，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体育彩票，民间资本所占比例极少，如2013年全国健身场地设施资金来源中社会资金仅占16.12%。同时，现有体育场地设施利用不高的问题也一直倍受垢病。以学校体育场馆为例，2013年我国中小学校体育场馆的开放率仅为31%。也有消息显示，目前北京市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的中小学仅占37.1 %，全国总体开放比例也未达到四成。这无疑意味着大量的体育资源还在沉醒，如果通过政策与机制的创新将其盘活，显然将给体育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要优化产业结构。从当前体育产业结构来看，体育服务业比重较低(注: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的表述)，体育产业缺乏硬品牌。且由于市场秩序的限制，社会资本的介入也远远不够。如“国际体育产业盈利方式有电视转播、门票收入、赞助、特许产品经营4种，但中国目前只有赞助。’，[川从这一点来看，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上不尽合理。究其原因，缺乏商业运作机制和稳定的优惠扶持政策以及体育市场开发度不够，是主要影响和制约因素。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最为重要的成果，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整个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论断。因此，政府必须遵循体育结构演进的规律，通过改革与系统治理，不断推动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从而实现“基本建立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门类齐全的体育产业体系”的目标。

三要繁荣体育市场。体育市场的培育与发展，一直是制约着社会资金介入的瓶颈。虽然政府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但体育市场的繁荣程度仍远远未达到理想程度，某些领域与环节还相当滞后。如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为3 563亿元，占当年GDP的0.63 % ,而目前美国体育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已高达3%左右，是汽车产业的2倍。因此，政府必须认识到，繁荣体育市场不能依靠建立在权力意志之上的政绩冲动，而应该依靠体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相关主体的伦理自觉。否则，就会使体育资源配置偏离经济逻辑和运行轨迹，以至抑制和扼杀市场机制所激发的体育发展活力，也会扭曲和遮蔽体育实践过程中各主体的真实诉求。

(2)推进体育体制改革，撬动社会资本的力量

为了激发社会资本的力量，早在上世纪80年代政府就围绕着“管办分离”和机制转换开始了体育的社会化改革。但从实践进程来看，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当前，市场化程度低与政府的过度干预仍然是制约社会资本的主要矛盾。与过去不同的是，目前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深层次体制改革已然启动，且随着体育市场各构成要素的不断发展，已经具备了社会资本参与的基础。

一方面，消费新时代为激活社会资本奠定基础。从持续升温的马拉松热潮，到日益狂热的球迷热情，再到不断攀升的体育用品销售额，标志着代表参与型、观赏型和实物型3种类型的体育市场正在形成，也预示着一个全民体育消费时代的来临。有调查表明，中国球迷每周看球花费与收入之比达到了1/14，位列全球第一。((2014年中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14年我国体育用品行业的制造和销售增长值达到2 418亿元，同比增长15.89%。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力量崭露头角。继几年前恒大、富力两大地产巨头同时进军体育产业后，2015年1月，腾讯以5亿美元的价格获NBA中国大陆网络独播权;2015年2月，万达以10.5亿欧元收购瑞士盈方体育传媒集团68.2%的股份;2015年8月，万达又以6.5亿美元并购美国世界铁人三项公司;同月，PPTV以2.5亿欧元的价格获2015-2020西甲联赛(中国地区)独家全媒体版权;2015年9月，阿里巴巴宣布成立阿里巴巴体育集团，以数字经济思维创新发展体育产业链。

在我国多年的体育治理结构中，是一种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模式，各种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够完善，缺少在体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自主权。也正是这种原因，在体育发展实践中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既浪费了未盘活现有体育资源，又阻碍了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2014年10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大力吸引社会投资”,2014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体育总局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体育行政部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的一个积极信号。显然，推进体育行政体制改革，遵循“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要求，厘清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与体育社会组织的职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3)引导公众体育消费观念，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是作为一种纯福利向社会提供。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政府由单纯注重经济政策转向关注社会政策的转变，体育也开始由社会福利向社会服务转变。但随着国家与社会分野，当体育回归社会时，很多人还未意识到体育原来是自己的事情，落后的体育意识阻碍了人们去进行体育锻炼和体育消费。如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全年人均体育消费仅593元，而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13 786元。以2013年的数据为例，美国的体育人均消费为620美元，是中国的6倍多。在体育产业年增加值中，欧美国家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4%之间，而在我国这一数据到2013年才只有0.6 %。显然，我国公众的体育意识与体育消费观念还不强。但换一个角度来看，由于中国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这说明其中蕴藏着巨大的体育消费潜力。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已出台的30个省级政府实施意见中，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之和已将近7万亿元。这反映出政府对体育产业在经济转型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视程度。然而，应该认识到，体育市场的繁荣是体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大众体育意识与民间资本热情的驱动力使然。可以预见，没有完善的财税、价格、规划、土地等政策，缺少社会力量的支持，实现这一目标将困难重重。

从政策层面看，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全身健身条例》明确提出“国家支持、鼓励、推动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相适应的体育消费以及体育产业的发展”。2014年10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也提出“倡导健康生活”，“激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热情，推动形成投资健康的消费理念和充满活力的体育消费市场”。从经济层面看，2008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3 000美元，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对与人的健康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相关的服务消费品需求迅速上升，将刺激到大众体育消费。

显然，潜在的体育消费需求、政策层面的引导与经济支付能力都已具备，关键在于要通过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的“精准落地”同时，通过积极引导，将体育健身消费宣传由社会工作上升为政府行为，让社会各界都认识到“现代生活方式中，体育活动是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最积极、最有效的手段”，从而为拓宽体育资金来源渠道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