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巫事件的历史记忆对大多当代美国民众意味着什么?史学家弗莱德·佩尔卡(Fred Pelka)做了如下描述:

当塞勒姆历史学会(审巫事件)30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认识到审巫事件所传递的普遍意义”，并“严肃、认真地”组织一系列活动时，塞勒姆警察局则将骑着扫帚的老女人的侧影用作其官方标识。受害者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去年11月份刚刚公布，而塞勒姆仍然为自己打出“女巫城”的宣传品牌。当地的酒吧出售一种混合饮料取名为“女巫魔法汤”。今日的盖洛山上覆盖着篮球场的黑色屋顶，这个无辜者的受难地唯一可以与当时审巫事件产生联想的是一个来自当地某高中球队支持者的喷漆口号:“女巫们，加油!”(Pelka 1992:5)

佩尔卡所描述的当代塞勒姆的情景在《医书》结尾处得到了呼应:正值万圣节的塞勒姆，一群学生装扮各异，打打闹闹从康妮面前走过，其中一个姑娘“身着宽大的长黑袍，头戴宽边尖顶高帽，拖着一把扫帚”，从她面前飘然而过，那是传说中女巫的典型装束}H。we 2009:455。在审巫过去300年后的今天，历史的悲剧成为娱乐的素材:当地篮球队被命名为“女巫队”，吸引着众多球迷；女孩扮成女巫的模样，欢欢喜喜走上街头，“用她们的痛苦狂欢，不再有负罪感”( ibid :178 )；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带着病态的好奇心，被300年前的受害者们所吸引”(ibid )；而“下一个万圣节的旅馆很早就开始了预定”( Schiff 2015 :416 ) 。康妮说:“这说明我们与历史的脱节有多么严重”(H。we 2009:177)。

罗伯特·威尔(R。bert E.Weir)在《着魔与疯狂:塞勒姆女巫，空厂房和旅游业的金票》一文中不无讽刺地说:“审巫曾将塞勒姆撕裂，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女巫对旅游者们施展魔法，帮助拯救了塞勒姆。" ( Weir 2012 :179 )塞勒姆审巫之后，船运、制鞋、纺织、电器业相继兴起和衰落，直到20世纪70年代关于塞勒姆女巫的电视剧《着魔}}(Bewitched )走红，旅游业才成为该地的主打产品，塞勒姆地方政府刻意开发本土特有的历史资源，使之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当代旅游胜地，小小的地区现在已有十几个“女巫博物馆”“恐怖巷”“女巫村”“审巫之路”等人造景点，大张旗鼓地“消费”女巫( ibid:178-201)。当悲剧的历史遗产被转化为吸金资源，激活记忆就成为了作家的历史责任。

安德里亚·休森(Andrea Huyssen)认为，我们的时代受到了“有时吞噬记忆本身的遗忘病毒的威胁”。可幸的是，当代西方文化文学界“对记忆问题情有独钟”，使之成为对抗历史意识衰退的“一种健康的反制信号"( Huyssen 1995:9 )。这种“反制”措施也包括艺术化重构事件的历史小说。海登·怀特(HaydenWhite)认为，“我们必须明确，研究过去的价值并不是‘为了过去本身’，而是为今天提供一种认识的视角，为解决我们所处时代特有的问题提供借鉴”( White1966:125)。特别是作为审巫事件的后代，作家凯思琳·肯特和凯瑟琳·豪显然感到责无旁贷，必须让美国人重新认识历史的过去。她们也肯定明白，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模式，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能够通过自己独特的属性，如虚构特权、多义性、话语间性等评说历史。

虽然《叛道者》和《医书》的主要内容是想象的，但是两位女作家带虚构色彩的、对事件的美学再现比历史描述更鲜活、更生动地将昔口的情境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通过小说的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互文性解读，读者可以看到历史阐释的不同视角和历史真相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小说对历史的再现，是作家争夺意义阐释权、参与历史言说和建构的举措，意在揭示历史沿袭过程中的美国文化生态的构成要素和发展变化，引导读者对事件所反映的权力滥用、司法扭曲、性别压迫、道德失范等多方面进行追根溯源的思考，以便更加深刻透彻地认识今天的美国政治和美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