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体育协会管办分离问题导致职业体育发展定位方向不清   

脱胎于举国体制的中国职业体育从运营伊始就带有明显的“官办”色彩。2012年，足协率先提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明确提出了管办分离的具体实施步骤。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行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2015年足协管办分离的步伐加快，8月份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制定的《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提出足协改革的指导性方案。当前中国足协的管办分离改革已取得一定的成效，然而其他职业体育项目协会的改革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姚明领导的中职篮与中国篮协艰难谈判恰是CBA联赛“管办分离”难产的真实反映。体育协会管办分离问题能否有效解决直接关系到我国职业体育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影响职业体育的定位方向。

2 俱乐部企业化改革问题导致职业体育发展定位动力不足  

 著名产权经济学家德姆塞茨指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产权一般包括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产权优化就是要把这些权利的归属尽量划分清楚，发挥出产权的激励作用，避免出现经济学中“公地悲剧”的现象。我国职业体育产权优化体现在俱乐部的企业化进程当中，主要包括俱乐部的股份制改革和运动员产权的明晰。在职业体育俱乐部股份制改革方面，中超和CBA俱乐部都进行了较有深度的改革，绝大部分产权都归属了企业，日常管理上也采取了企业化的运营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俱乐部股份制产权改革仍然存在弊端，大部分俱乐部都是独资企业，股权结构单一。企业一旦撤资，俱乐部运营就难以为继，这也导致俱乐部名称更迭频繁，不利于百年俱乐部的打造。在运动员产权归属方面，中超改革比较彻底，运动员产权一般归属俱乐部，有利于职业足球运动员通过转会在各俱乐部之间流动，使职业运动员的价值最大化。而CBA俱乐部大多不拥有运动员产权，篮球运动员的产权归属于省级篮球管理中心。这种情况阻碍了职业篮球运动员的合理流动，限制了运动员价值的发挥，也不利于调动俱乐部的积极性。产权改革的滞后导致了作为职业体育主体的俱乐部定位模糊，无法获得持续性发展，不利于百年俱乐部的打造；球员产权归属问题制约了球员的积极性和俱乐部之间的竞争平衡，降低了职业联赛的精彩程度。这些问题导致了职业体育发展动力不足。

3 联赛市场化运营问题导致职业体育发展定位价值不高   

从职业体育产生的历史来看，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到近代产生职业体育的英国和职业体育产业化的美国，职业体育本质上是以满足观众需求为导向的一种体育实践活动。无论是以五大足球联赛为代表的欧洲职业体育，还是以四大联赛为代表的美国职业体育，都不能抛弃职业体育产生发展的这一根本规律。因此，我国要发展职业体育，也应以满足观众需求为根本宗旨，按照商业化模式来运营职业体育。中超联赛和CBA联赛都积极探索商业化的运营模式，但仍存在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其一，职业体育缺乏球迷的关注度。与国外职业体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职业体育吸引现场观众和转播观众的能力有限。俗称“超级碗”的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年度冠军赛，2015年美国电视观众数量为1.2亿，全球171个国家和地区使用23种语言对“超级碗”进行了现场直播。《世界足球》发布职业联赛的上座率，德甲联赛以场均43 177人居首。其二，赞助商关注优惠政策而无视赛事运营。由于我国职业体育赛事市场价值开发程度低，赞助商很难从赛事本身的运营获得赞助利益的回报，而是寄希望于当地政府给予企业的税收、财政、土地购买等优惠政策。其三，新闻媒介缺乏对国内职业体育的转播兴趣。随着我国足球市场的火爆，中超版权价格开始飘升。而CBA赛事新闻版权却不容乐观，每年CBA的版权价格过2 000万。CBA转播方面，央视只是转播有限的场次，俱乐部如果需要地方电视台转播赛事，出现“花钱买转播”的尴尬局面。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我国职业体育赛事市场化运营程度有限，商业性定位不足，价值不高，应逐步完善职业联赛的商业化运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