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时值英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创办30周年、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委员会(Naffield Councilon  Bioethics)成立25周年。为此，纳菲尔德委员会组织了一场题为“生命伦理学正在进步吗?”的专题讨论，邀请来自不同地区的国际知名生命伦理学家对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进行回顾，围绕生命伦理学是否已经取得进展、进展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等问题各抒己见，使人们对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2018年，作为中国唯一专注于生命伦理学的大型刊物《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将迎来创刊3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对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发展进行反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虽然中国的医德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系统建设实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学科史研究中，考察一个学科是否形成通常看三个标志:是否有专门的大学教授讲席、是否形成专门的学术组织、是否举办本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医学院校从事医德教育的德育工作者转型为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学研究人员，原北京医科大学等一批院校在医德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正式成立，同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创刊，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建制在中国医学院校站稳了脚跟。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医学伦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为一项事业在学术、制度和媒体等不同空间不断发展。在学术空间，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和研究的师资队伍日益壮大，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在组织和制度空间，伦理审查已经成为医学研究和医疗实践中的重要制度，从国家卫计委到各卫生机构都成立了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学被列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必考科日，《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一批与医学伦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先后出台。在媒体舆论空间，关于医患关系、安乐死、器官移植、新医改等医学伦理领域研究的问题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另一方面，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仍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科，还很不成熟，存在着许多问题。学科的不成熟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学科名称上还缺乏共识:医学伦理学还是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是同一学科还是不同学科，抑或同一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学术界对此仍有很大争议。更深一层来看，还存在个体与组织、多元性与严谨性、国际化与本土化等多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个体与组织。长期以来，伦理学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的道德行为、强调自由意志。但在医学领域，医生执业的模式已经逐步由个体行医为主转变为在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中执业为主。医生的行为受组织规章制度、政府医疗体制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在研究医生个体道德行为的同时，还要更多地关注组织和制度对医生行为的影响，研究医疗机构等组织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研究医院管理中的伦理因素和政府卫生政策的伦理基础。

多元性与严谨性。毋庸讳言，在医学伦理学研究中迄今还未发展出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论证形式。研究者主要运用哲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医学伦理研究，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哲学思辨与实证研究，定量与质性研究、混合研究等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都有运用。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意味着每位学者、每项研究都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更不应因为研究方法的多元而损害研究方法的严谨性。每位医学伦理学研究者都应有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保持研究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在理想的状态下，如果运用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其成果应该能得到哲学界认同;如果运用社会学方法做的实证研究，其研究的严谨性应能在社会学领域得到认可。进一步来说，希望在医学伦理学领域产生更具普遍性的研究成果，对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带来新的启发，将这些成果应用到其他研究领域，对母体学科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国际化与本土化。在过去的三十年多年中，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一直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尤其是美国生命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努力与国际生命伦理学“接轨”。这一方面使我们利用后发优势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食洋不化的问题，如忽略国外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情境而对其理论进行简化、进而生搬硬套来解释国内的现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重建文化自信的本土化呼声日益高涨，党和政府也倡导在人文社科领域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部分学者也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在医学伦理学领域开展本土化研究、突显中国特色，不能仅仅诉诸中国传统儒释道的文化资源，研究者还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用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土问题，面向全球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最终形成特色鲜明的理论体系。国际化与本土化不仅不矛盾，恰恰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