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作为舶来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如何用其教育学生、指导实践?一直以来国内学术界和医学界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舶来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致使部分医学伦理工作者全盘吸收西方医学伦理思想，将西方医学伦理原则尊奉为医学伦理学界的“道德圣经”；进而推崇西方国家所极力宣扬的价值观念，而放弃了国人所应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民族精神的历史积淀，凝聚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承载着本民族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诉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其实质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坚定信念和情感依托，以及在与外来文化的比较与选择中保持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可与依赖。

自清末明初起，西医逐步取代中医的地位，成为中国医学的主体。与之同时，西方医学伦理思想开始冲击，并逐渐取代中国传统医德思想。20世纪80年代，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西方传人我国，各医学院校普遍开设了相关专业课程。然而，在医学伦理教育教学中，无论从主流伦理思想还是从学科话语体系，从《希波克拉底誓言》到《赫尔辛基宣言》，从建构于社会契约之上的医患关系到建构于自然权利之上的患者自主，从生命伦理学“四原则”到基督教伦理学家倡导的“允许”和“行善”原则，无不体现了医学伦理学科的舶来性，处处留有西方文化的深层烙印。

尽管早在1932年，宋国宾教授就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医学伦理学著作—《医业伦理学》，试图以儒家仁义道德观为基础，构筑适应中国文化的医学伦理体系。近30年来，也有部分学者积极实施医学伦理的中国化探索，试图寻找汉语文化语境下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新途径，但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造成的文化断层及现代社会部分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盲从，医学伦理学始终缺少应有的文化自信。如在课堂教学中，部分教师用西方医学伦理理论观点主导国内医学伦理课堂，大谈特谈功利主义和个人自由，试图使西方医学伦理科学化和普世化；在临床实践中，善于用西方医学伦理原则指导国内医学道德实践，而背离了现实的风土人情；在伦理委员会建设过程中，习惯于用西方认证体系评估国内机构伦理委员会建设，以宣染伦理委员会建设的成就。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医学伦理包含着明确的价值判断与文化选择，折射了特定社会在其发展与变化过程中所留下的民族和文化印迹。推进医学伦理学本土化建设，用中华文化滋养国内医学伦理学的成长与发展势在必行。只有将医学伦理学根植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范式之中，融人自己的语言体系和文化传统，中国医学伦理学才具有真正的活力与意义，才能在世界医学伦理交流中赢得足够的话语权。在我国由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的今天，让中国人“自信”的“文化”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对于提升医学伦理文化自信有指导与借鉴意义。努力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承“医乃仁术”的道德信仰，从革命文化中培养医生的牺牲奉献精神，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架构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讲好中国医学伦理故事，传播好中国医学伦理声音，树立中国医学伦理事业应有的文化自信，中国医学伦理学建设必将迎来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