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国民经济学中三个重要的问题—这是国民经济学家的所谓基本现实。一是“劳动一工资”问题。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工人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无论社会财富增长、减少还是保持不变，工人都只能处于一种贫困状态—只不过这种贫困的程度不同而已。二是“资本一利润”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不仅仅意味着实物，同时也是积蓄的劳动，更是能够对别人的劳动及其产品进行支配的权力。三是“土地一地租”问题。马克思指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影响地租高低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前者包括土壤肥力和地理位置，后者包括租地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以及不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后者最终导致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社会只剩下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

由此，马克思通过国民经济学家(包括斯密、李嘉图、萨伊、舒尔茨、贝魁尔、比雷等)的著作考察了三种不同的收入分配方式，同时也展现了三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凸显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幸遭遇。这一时期，马克思虽然尚未发现剩余价值理论，更没有将利润和地租看作分割剩余价值的方式，但是，他还是以其敏锐的现实观察和理论直觉发现了这种收入分配方式背后所包含的剥削和矛盾。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是私有财产的“第一原则”，这无疑肯定了劳动的创造地位，因而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只是“它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因为它的结论与前提相反，变成了敌视人的学说:国民经济学在确立劳动的主体本质和合理地位、给予私有财产一切的同时，却没有给予劳动任何东西。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他们在说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分工与交换的关系、工资与利润的关系的时候总是虚构一种虚幻的自然状态。

把应当给予论证和分析的东西视为自明的合理性前提，必然导致整个思想观点的悖谬，这样的理论不可能在实践和逻辑中得到检验从而获得自洽性，这正是造成国民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矛盾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以经验实证并且也是最直接明白的事实观察入手，抓住了这个矛盾。由此，他指出必须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重新剖析被国民经济学遮蔽的社会现实，揭开笼罩在私有财产上的层层迷雾。这样的事实是怎样的呢?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一句话，工人以自己的劳动生产了自己的劳动和生命的对立面;工人越是勤奋，社会财富越是增长，他们自身就越是低贱、越是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