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 1912-1994) ,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神学家，是当代法国涌现出来的众多著名哲学大家中的一个大师级学者。美国学者米切姆把埃吕尔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芒福德等人并称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技术哲学家。

埃吕尔出生在法国西南的波尔多市，1936年在波尔多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蒙彼利埃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在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国的抵抗运动，战后短暂担任过波尔多市的副市长。1947年卸任后一直在波尔多大学任教，于1994年5月19日在波尔多家乡去世。埃吕尔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有五十多部著作和上千篇文章，主要作品包括《技术社会》、《技术系统》、《宣传:态度的形成》、《城市的意义》、《政治幻觉》、《自由的伦理》、《语词的羞辱》、《基督教的颠覆》、《技术的悬崖》等，其中多部论著都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埃吕尔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理论素养，用自己独创的概念来认知、理解、解读世界。他创造的以技术概念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覆盖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对传播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没有专著论及现代媒介，其对现代媒介、人类传播问题深度关切的论述都零碎地分散在庞杂的论著当中，所以埃吕尔的媒介哲学思想方面的重要阐述长期未能出现在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对传播学理论的贡献长久被湮没，特别是在媒介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他的思想、理论更具参考意义和指导价值。本文拟从技术观、媒介观、宣传观、研究方法论四个方面，管中窥豹，粗浅地阐述一番埃吕尔的媒介哲学思想。

1 媒介的技术中心论

技术是理解埃吕尔思想的核心词，也是其理论大厦的根基。为表达这个词特殊的内涵意义，埃吕尔使用了一个单词la technique。其基本意为“技术”，蕴含有“技术至上”的延伸意。有学者统计过，埃吕尔总共有三十本书和超过一百篇文章以“la technique”为核心观点。

埃吕尔的技术(technique)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技术(technology)是不同的。它与机器、方法、手段、技能、产品有关联性，但并不等同于机器，也不是机器、方法和产品的集合，技术不再是人类和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中介式的存在，而是成为社会的首要因素，乃至成为一种统治的力量和意识形态，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整体性特征。技术在社会的任何层面都展示了它巨大的渗透力，“大家深信只有技术问题才是重要的问题。人们对哲学家投以好笑的一瞥;人们对形而上学和神学问题的不感兴趣;由于认为我们生活在技术时代之中，教育必须与之相适应，因而排斥人文科学的倾向;追求立即能实用的东西，认为历史无用，它不能为实际服务—这一切都表明了这种“合理的”确信，这种确信渗透到整个社会体系，得到各社会阶层的公认:‘只有技术不是空谈”’。

效率是埃吕尔笔下的技术的最显著特征。埃吕尔认为效率是技术的唯一指向，效率最大化原则也就成了全社会各个行业的基本准则，从工厂车间到农村田间，从工程公司到大众媒介，无一不是遵从了这一准则。效率的思维方式也日渐渗透到了人们的观念意识中，处于现代社会竞争环境下的人头脑中充满了时间利用效率、行政管理效率，并不停地计算着生产和收获的增量。

自主性是技术的另一大特性，埃吕尔提出，一种自主的技术意味着技术最终只依靠自身，它绘制自身的发展路线，它是首要的而非次要的因素，它必须被视为一种朝向封闭和自决的“有机体”，它本身就是结果。技术产生了自主性，意味着它自己制定运行规则，也就不再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埃吕尔在《技术社会》中分析了可能抑制技术扩张的四种力量，包括道德、公共舆论、社会结构和国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没有什么具有社会特性的事物可用来抑制技术，因为社会中的一切都是技术的奴仆。技术在本质上是独立于人类的。因此人只能遵守这种规则。他认为技术自主性的全部核心在于技术摆脱了社会控制，成为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技术自身成为一种实在，它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满足，并具有自己特殊的法律和决定。技术成为了一个自我定向、自我扩张的社会进程。

按照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历史观，社会进步只能通过一个中心向外围辐射其价值来完成。在埃吕尔看来，技术就是这个中心，并向社会辐射其巨大的影响。埃吕尔本身并不反对技术，他反对的是用技术的原则和特征来取代其他一切社会发展的原则，担心技术的标准会取代社会其他一切的评价标准，出现个体在技术面前无能为力，只能按照技术规则去选择和行动的局面。“技术已变成自主的事实给了它一个至上的地位:没有什么在它之上能评判它的东西。因此，它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超级权威，任何事物都要以技术标淮来评判。为技术增长做任何事情都可据此得到肯定。埃吕尔一针见血地批判了这种状况:“人们会把夜莺的眼睛挖掉，因为这会让它们唱得更好听。但他认为人类在技术面前往往是无力抵抗的，技术的强大力量必然会使人放弃人性和道德的标准，转而接受技术的标准。技术直接或间接地使人类社会失去了人性。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传播媒介领域，技术意识渗入现代媒介产业，正如它渗入社会一样。特别是新媒介蓬勃发展的今天，技术标准优先的法则，正在日益向大众传媒界渗透。因为新媒介本质上首先是技术媒介，技术原则和标准正凸显在现代大众传媒活动中。比如数字出版的发展就直接影响到人们的阅读行为。屏幕、光线、字体、色彩、对比度、便携性等技术问题直接控制了人们的阅读行为，阅读内容被人为切割为分段式短文，更多地加入了视觉要素，图文结合，甚至加入小段视频，这种“技术”标准造成的后果就是“浅阅读”。浅阅读是一种工具性色彩浓厚的阅读方式，强调快捷的速度和新鲜奇特的信息，长此以往，必将造成读者思维的“浅化”。现代电子媒介快捷地将世界呈现在大众面前，但新闻失实、信息污染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干扰和误导;微博、微信联结了全世界，却淡漠了现实中人际关系;海量的信息，丰富了知识，却降低了思考能力;网络的全球化传播，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却诱发了个人无限的欲望。埃吕尔对技术中心化的论述，对与技术关系密切的传播媒介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就受到埃吕尔技术思想的影响，从传播工具的发展来研究媒介，把传播定义为“内容生产、传送和存储的机器。它是一套社会实践，是由技术主义概念衍生而来的观点倾向于忘却的一切东西”。

二、整体化的媒介环境观

埃吕尔吸收了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思想和功能主义观点，认为媒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一个单线联系的局部，总是和教育、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是整体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考察媒介这个社会局部的变化和发展，是相当复杂的，不能只强调线性的因果关系。所以他拒绝将大众传播媒介从社会整体中分割出来进行研究，并且反对任何条块分割及零散式的方法来研究媒介，不主张为媒介研究设定一个严格的学科界限。作为一个通才，埃吕尔思想无羁，领域广阔，纵横裨阖，从没有给自己的研究设定严格的领域。所以他的媒介研究具有融汇多学科知识的宏观视角，是一种整体化的媒介观。

埃吕尔的媒介观建立在他对人类发展历史的整体考察上的，认为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已经是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他追溯了人类出现后的发展历史，提出人类经历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三个阶段。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后出现的技术环境是人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运用技术对自然和社会环境进行改造的结果，它不但已经取代了社会环境，还在不断地侵蚀着自然环境，“技术环境吸收着自然，就像水力电气设备吸收瀑布，使之流进管道沟渠一样。我们正走进一个根本没有自然环境的时代”、“现在人生活在技术环境中，旧的自然世界仅仅供应它的空间和原材料。自然现实被技术排斥、驱逐出了人们的视野。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由技术产物构成的社会环境中，技术是人类唯一可以依赖的与外界自然环境接触的媒介。基于以上认知，埃吕尔将狭义上的真正媒介(Media)称之为媒介的大众化手段(mass means of communication ) ,全部的重点放在了手段(means)上面。所谓的手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传递信息的技术，如激光照排印刷、无限电波、计算机网络、信息数据挖掘等;二是指媒介组织或机构处理信息的职业化操作手法。手段也就是技术，大众化只是媒介技术的效果和目的。所以，埃吕尔的媒介也是技术的一种，隶属于“技术”这个技术环境中的“大媒介”中。他所论述的“媒介即技术”的观点正在被现实世界日益发展的媒介现实所证实。大众传播作为大规模复制、传递信息生产活动，其出现的前提就是传媒技术的发展。高速轮转印刷机的发明推动了报刊的出现，电子通信技术成就了广播、电视等远距离大量传输信息的媒介。这些媒介技术的推广及应用，突破了时间、空间和口语传播的限制，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如今，激光排版、电脑编辑、卫星通信、数字化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扩大和提高了大众传播的规模、速度和效率，形成了全天候全覆盖的现代信息环境。而这种信息环境的形成其本质原因是技术，是作为技术的媒介所构建的“拟态世界”。这和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的概念有一定的相通之处。电子技术的快捷性，使得时空压缩，建构了诸多新的“现实”，信息环境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反之，现实环境也和建构的信息环境日益接近，最终走向“超真实”，一种真实和虚拟的集合状态。两者并存于现实，虚拟既不是关于真实的虚构，也不是现实的模仿，是一种“虚实交织”的现实世界。

埃吕尔整体化的媒介环境观成为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命题“媒介即环境”的重要思想来源。媒介环境学派将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他们用“鱼水”之喻来比照人与媒介的关系。在埃吕尔的理论中，现在的环境是“技术环境”，而技术就是最大的媒介，我们日常认为的“媒介”不过是一种手段，所以媒介环境学所研究的对象“环境”，实际上研究的就是“技术”。同时媒介环境学的研究重心很多都已经出现在埃吕尔的研究视野中，他对技术中性论的否定、对技术进步的辩证论述、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探讨都极富前瞻性。媒介现实的发展和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成果，深刻地验证着埃吕尔的理论。他对媒介与技术的深刻论述和敏锐感觉，为研究媒介与社会、文化的共生关系提示了新的思考方向。

三、总体化的新宣传观

对宣传现象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者媒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古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修辞学到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战时宣传的策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拉斯韦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将宣传定义为:“它仅指以有含义的符号，或者稍具体一点而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以描述、谣言、报道、图片和其他种种社会传播形式来控制意见。”“宣传，从最广泛的涵义来说，就是以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动的技巧。”[7es这个概念打破了宣传刚诞生时作为维护自由民主武器的初衷，转变为带有“营销”“操纵”“霸权”等负面色彩的内涵，把媒介塑造为一套“传播有效符号”的万能工具，以至于当时社会各界对宣传行为充满恐惧，一位评论家如此评论拉斯韦尔的著作:“一本马基雅维利式的教科书，应当马上予以销毁。二战期间，法西斯的宣传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巨大影响和效果，更是让人们把宣传与“灌输”“洗脑”“撒谎”画上了等号。1940年代后期，传播学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宣传逐渐被“态度”“说服”“效果”等学术概念代替，对宣传的恐惧心理逐渐消失，经验学派的管理取向的宣传研究取代了过往的批判式的宣传研究。宣传研究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把宣传当成客观的传播现象;二是把宣传当成批判现代社会的武器。于是新宣传研究诞生了。新宣传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首推雅克·埃吕尔的宣传研究。他的《宣传:塑造态度》以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角度重新理解、研究宣传，确立了一种研究宣传问题的新立场:总体化的新宣传。

埃吕尔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宣传界定为总体化宣传(total propaganda)，不仅是为了实现某个当下的目标，由宣传者进行短期动员，而且是一个涉及全部社会成员、综合使用所有媒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社会宣传工程。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最大目的是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致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其宣传手段不同于之前宣传的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的形式，它更多的是通过教育、消费、通俗文化等日常生活过程，使用神化、民族意识、常识、习惯、意识形态等形式，通过群体的约束使个人逐渐接受其影响。

因为总体化宣传具备的这些特点，埃吕尔把宣传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大众媒介的角色和地位的考察上，因为在技术社会里，大众媒介不仅是宣传的主要力量，而且似乎是最适合进行总体化宣传的方式。“宣传是全面的。宣传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技术手段:新闻、广播、电视、电影、招贴画、会议、一户户走访。现代宣传必须利用所有这些传媒手段。”在现代世界里，大众传播是无孔不入的，先进的传播科技所形成的信息环境已经笼罩了整个社会，任何人都摆脱不了它的影响，这使得大规模的宣传成为可能。埃吕尔认为“要使组织的宣传成为可能，媒体必须集中，新闻机构的数量减少了，新闻媒体带来了单一的控制，广播和电影垄断建立起来了。如果各种媒介集中在同一只手上，效果会更大”pupa，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的集中化性质隐含着这样的命题:它们不鼓励思考，相反，它们是使人跋脚的社会控制力量”。大众媒介的集中减少了竞争话语的存在，思想、意见的多元化机制遭到了极大的挑战。面对着海量信息，人们往往无所适从，难以招架，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不得不利用宣传者提供的现成解释来应对周边环境和社会的急剧变化。大众媒介貌似客观、中立、均衡，但其内在的结构和框架都在支撑和强化某些社会假设和现实，通过暗示，潜移默化的手段让受众在接触信息时就认同接受这些现实。个人的信息接触就被限制在大众媒介刻意强化的传播范围内，受众在自己的经验里就看不到和大众社会预设矛盾的东西。通过大众媒介长期的“单向度”刻意的传播，个人将失去独立判断和创新的能力，“人们被‘困在一个事实的网络当中”不能在其他领域或其他科目上形成一个选择或一个判断”。大众媒介只适合强化现存的社会结构和已在的现实，而不会对其提出挑战。所剩无几的异见也被疏导到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去了，残余的一点点冲突无关大局，纯粹是装点门面而已。宣传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有强大的整合功能，整个西方社会在宣传的缝合下，形成了像巩固的“铁块”一种稳定的结构。

埃吕尔的新宣传理论与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等理论观点殊途同归，并直接影响到了传播学中批判学派对宣传的研究。传播批判学派的一些成员承继埃吕尔的分析路径，开始针对新闻媒介的唯技术化、集中垄断和过度商业化带来的弊端进行猛烈地批判，直接促使了乔姆斯基和赫尔曼的“宣传类型”理论的诞生。他首创的“总体化”宣传观，把宣传的视线从局部扩大到整个社会，直接影响到后面一系列“大宣传”理论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其理论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埃吕尔的总体化宣传观，这充分说明了埃吕尔宣传理论的前瞻性和生命力。

四、媒介的辩证法

埃吕尔在广泛吸收赫拉克利特、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卡尔·巴特、马克思、韦伯、丹尼尔·贝尔、居伊·德波、麦克卢汉等前人和同辈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经历自己的深刻思考和揉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体系〕多元思想和多元身份的调和成为埃吕尔理论的最大特征。他写道:"19岁时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花很多时间读他的书……他带给我的是看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方式，一种解释的方法，一种社会学。" 22岁时他阪依基督教，“这是一种满怀敬畏心情的体验，一种权威的视角”。他既不能割舍马克思，又不能放弃《圣经》的启示，也不能把两者融为一体。“我不能够把它们放在一起。解释我的思想时不妨以这个矛盾为出发点。; oz}s}这两种看起来不可调和的信仰，在其理论中却能共存。1976年出版的著作《自由的伦理》就是这种思想状况的典型反映。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以大量的篇幅分析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点，后半部分论述上帝的自由等理论思想。埃吕尔巧妙地利用了辩证法式研究方法，让两者各司其职，互相联系，不但拓展了他的学术视角，而且成就了其思想的丰富性、广博性和多元化。他对媒介的理论洞见同样也具备浓重的辩证法色彩，不断地通过描述对立和矛盾来理解媒介现实的全貌。

辩证法对埃吕尔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正反两面的思想，而且是正反相关相互依存的状况。“反只能够在和正相关的情况下存在;正只能够在和反相关的情况下存在”，必须从整体的角度去考察、理解一个事物。就技术而言，需要考察的是它的整体性，不能片面地突出某一种或某一类技术造成的后果。埃吕尔猛烈地抨击技术和媒介压制人性，使社会堕落，但又强调和赞美技术和媒介具有的解放的力量。在论及宣传的时候就深刻地体现出了他的辩证法式研究。如在讨论如何破除宣传造成的信息垄断和误导受众的问题时，人本主义者号召的反宣传运动就主张通过教育，让公众提高认知能力和批判意识，从而弱化宣传。埃吕尔自己也认为教育是关键和希望所在，“我们必须教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什么是必须的，同时发展一种对现代世界的批评的意识。教育是必要的，但同时他又从相反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做法。首先，教育的普及恰恰为宣传制造了最合适的最广大的受众群。在埃吕尔看来，最容易受宣传影响的就是这些自以为有文化的人，他们具有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优越感，自认为与宣传绝缘。殊不知任何宣传都是要以一定的教育作为前提的，这些人以为自己有独特的见解，但不知道这些所谓独特的见解都是来源于信息传播的简单结论，他们所传递的结论正是宣传所要达到的效果。无形中他们就是宣传的最佳受众和传播者。其次，个人是离不开宣传的。个人由于精力、时间有限，无法应对所有的信息。为了交流就必须依靠宣传提供的简单的答案。另外，在个人融入群体的过程中，宣传也起到了一种生产“群体意识”的作用，群体成员通过宣传可以获得许多的相似性和共同身份，产生群体认同感。

在分析形象和语词两种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关系时，埃吕尔显示了典型的媒介辩证法色彩。形象或图像作为与语词不一样的媒介形式，对人类的影响也很不相同。图像倚重视觉，是直接经验，是现实的王国。语词倚重听觉，是抽象思考，是真实的王国。图像依托于视觉技术，缺乏思考和批判的空间，语词具备意义和情感，给聆听者留下回味和评价的空间。现代社会中，语词的位置正在被形象和图像取代。因为图像只能传递现实，无法传播真理，所以，视觉统治的信息社会，削弱了其他方式的传播，使受众淹没在形象当中，越来越远离理性和真理。埃吕尔虽然严厉批判了媒介的视觉主导化现象，但他仍然肯定形象的重要意义，认为形象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有助于人们快速地认知现实，并解释现实的面貌。埃吕尔主张图像必须要和语词平衡，两者结合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图片可以通过视觉形象激发受众的情感，并唤起他们深潜心底的力量。但如果缺乏语词的解释作用，这种力量就会缺乏指向的目标。埃吕尔借用《圣经》中的“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的概念，认为语词和形象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调和，这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

结语

毫无疑问，雅克·埃吕尔有关媒介的论述是建立在他的技术哲学和社会学、神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这就让他的媒介哲学思想贴上了鲜明的“技术社会学”标签。埃吕尔的技术社会思想、整体化的媒介环境观、社会总体宣传理论能够较为合理和深入地解读当代媒介现实，对传播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对形象和语词的颇具媒介辩证法色彩的分析，暗合了加拿大传播学者英尼斯“传播的偏向”的著名观点，对符号传播和媒介话语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埃吕尔媒介观与传播学中的技术主义研究范式不谋而合，揭示了技术发展的时代特征，对当代深受各种传媒技术浸染的人类社会有重要启示。然而不可否认，埃吕尔创建的以“技术”为基点的理论体系也存在极大的缺陷。他强调的技术在概念界定上存在着诸多的模糊点，时而是方法，时而是技术的产品，混淆了两者在不同层面的区别。另外，埃吕尔和媒介技术学派理论存在一个无法忽视的缺陷:脱离了社会环境，忽视了政治、经济、伦理等社会因素和人的能动性，孤立地看待技术问题。这也造成了这种理论的片面性和固滞性，消解了人和人的精神，进而也遮蔽了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

因为埃吕尔的媒介研究散落在其深邃广博的理论体系中，所以传播学界对他的媒介哲学思想的回应和研究并不多见。他就像《旧约》中的先知，提前预知了人类社会中大众传播的发展、影响、弊端，或许是他的思维太过超前，就像当年的麦克卢汉一样不被时人理解。如何全面、正确地继承、探索、运用埃吕尔的媒介哲学思想，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