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学领域提出一个颇具哲学色彩的议题:社会整体收人水平的上升能否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Easterlin(1974,1995 )。通过对美国、欧洲、日本等众多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对于一个国家特定时间点而言，富人的幸福感一般要高于穷人。但是，从时间维度来看，即便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整个社会的平均幸福水平也非常稳定。后续研究者称这一现象为“East-erlin悖论”或“幸福悖论”。Easterlin认为，幸福水平没有提升的原因在于，幸福所依赖的物质标准会随社会实际收人的增加同比例提高。这意味着人们更看重相对收人，与之关联密切的经济学理论为Due-senberry(1949)的相对收人假说理论。

Hirsch(1976 )从相反视角，提出了另外一个悖论，即“富裕的悖论”( the paradox of afFluenoe ):经济增长至少对大多数人而言，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尽管如此，为什么经济增长对每个人而言依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目标。Hirsch的解释是，富裕的社会能够产生更多的地位商品，对社会地位的渴求将导致人们更加追逐财富。为此，Hirsch在《增长的社会极限》( Social Limitsto Growth)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地位商品(positionalgoods)与物质商品(material goods )概念，并依此作为其理论的逻辑基础和出发点。简单来讲，地位商品与物质商品的区别在于，地位商品具有稀缺性，这种稀缺不仅指物质稀缺，也可以是社会稀缺(socialscarcity )，即由社会局限导致的稀缺。例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人一流大学学习，也不是人人都可以任职领导岗位。Hirsch指出，社会局限也可能来自于各种心理动机，如嫉妒、攀比、自尊等。并且，社会稀缺，例如在工作、政党、公民中的领导地位，并不受物质局限的影响，其效用来自于符号象征而不是物质本身，故定义其为纯社会稀缺(pure social scarcity )。从需求与供给角度来看，相对于物质商品而言，地位商品供给有限，而需求无限。从效用角度看，物质商品的效用仅与自身消费的数量有关，而地位商品的效用则依赖于与他人的比较，即依赖于相对位置，如果用收人来衡量，也就是相对收人。

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行为理论认为，个体消费欲望不受社会交往、文化、经济制度、他人消费选择或他人幸福感的影响，只有价格、收人和个人偏好影响消费，并且假定个人偏好具有外生性，所以对消费行为的讨论往往只局限于价格和收人(Ackerman,1997)。显然，上述两个悖论所揭示的逻辑关系否定了这一论断。效用不仅取决于自身消费，还受周围群体消费的影响。

Frank(1985 )在吸收Duesenherry和Hirsch理论的基础上，将地位效应正式纳人效用最大化分析模型，研究了收人约束下，消费在地位与非地位商品间的配置。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Frank着重分析了地位性商品竞争所引发的负外部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合作消费决策能够提升社会福利水平。Frank(1997,2005,2008)多次强调了地位外部性(position-al externality)的危害。简单来讲，如果新的购买行为改变了已有地位商品的评估背景，将引发地位外部性。例如，如果一些应聘人员开始穿着昂贵、量身定制的套装参加面试，其负面效应是其他应聘者在面试中将不太可能获得好的印象。因此，从求职者角度考虑，最佳的策略是增加更多的衣着花费来参与竞争。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无效的，“如果每人都踞起脚尖，没有人能够看得更好”，也许是对此最直观地概括。地位外部性容易引发无效竞争，促使大量资源投人到地位商品的生产与获取中，导致非地位商品投人不足。

地位关注是否理性?对此的认识非常重要。相对收人假说理论所描述的消费行为往往被认为是“后顾的”或“短视的”非理性行为。原因在于，人们关注地位通常被归结为心理，如人的嫉妒、炫耀、攀比等因素所致，这有悖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定。现在，这一看法逐渐被扭转，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同地位关注是一种个人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理性行为。Frank(1985 )认为，地位商品是一种信号，有助于识别高能力个体。Coel et a1.(1992 )指出，由于存在不能通过市场配置的资源或决策，社会地位就如同一个排序装置，很大程度决定谁先享有这些资源，如高的社会地位可以在择偶、信誉认同、合作等方面获得优势。简言之，地位关注是一种工具，有助于人们实现众多合法目标(Frank,1985。正如Hopkins &I}ornienko ( 2004 )所言，人们并非关注社会地位本身，而是地位关注具有有用性，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获得更好的消费机会。

教育具有地位商品属性(Hirsch,1976； Hollis,1982)。教育的有用性毋庸置疑，教育投人对个人收人的积极影响已获得众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并且，教育也是影响代际收人或代际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但是，如Hirsch所言，既定教育水平的投人效用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达到这一教育水平而衰减，教育的价值不仅与个人受教育水平有关，也依赖于求职队伍中他人的受教育水平。Bol( 2015 )对教育扩张效应的研究表明，教育扩张增强了教育的地位性。这一结论支持了Hirsch的观点。与一般地位商品不同的是，教育竞争所引发的外部效应，究竟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从家庭或个人角度来看，负效应明显。如果从全社会角度考虑，高的教育获得(education attainment)对于提高社会生产率、促进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社会凝聚力以及维护政治稳定等有积极作用(Adnett &Davies, 2002 )。本文的研究主要关注义务教育。笔者认为，国内现阶段，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所表现出的“过度教育”，无论对社会、家庭以及孩子而言，负效应极其明显。

收人不平等对消费的影响是经济学领域一个古老的议题，并且难有定论。Dumhof ( 2015 )对美国历史上两次经济危机爆发前期，家庭收人分布和消费的情况进行了梳理。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经济大衰退前期，顶端5%的家庭占全社会总收人的份额由1983年的21.8%扩大至2007年的33.8% 。同期，家庭总负债与GDP的比率由49.1%增加至98.0%，增幅近一倍。另外，1983年顶端5%的家庭负债率要比底端95%的家庭高出约20个百分点。但是，2007年情况完全逆转，底端95%家庭的负债率由期初的62.3%上升至147.3%，而顶端5%家庭的负债率一直保持在60%左右。同样的情形，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前期，顶端5%家庭的收人份额，由1920年的27.5%扩大至1929年的34.8%。同期，家庭总负债与GDP的比率增长了一倍之多，由16.9%上升至37.1%卢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历史上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存在一个高度相似的特征，即收人不平等扩幅明显。与此同时，中低收人家庭的负债率急剧上升(I}umhof? et al. , 2015 )。负债率的急剧上升，也意味着储蓄率的大幅走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美国个人储蓄率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2006年左右甚至为负储蓄( Frank ,2014 )。

如何合理解释美国家庭这一消费现象?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人假说，富人的储蓄倾向要高于穷人，不平等的上升会导致社会储蓄率的增加，而不是减少。消费函数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持久收人假说认为，个体消费是其持久收人的函数，与整个社会的收人分布无关，暂时性收人的波动只会导致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如果考虑Hall(1978)的理性预期理论，假定收人不平等由暂时性收人引发，并且存在完善的信贷市场，那么为了防范暂时性收人风险对消费的影响，个体将会通过借贷来平滑自身消费(Treeck , 2014 )，这有可能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但是，一些经验研究表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前期，美国家庭收人不平等的上升主要归功于持久性收人，而非暂时性收人(Gottschalk&Moffitt,2009；I}opczuk  et  al.，2010；Moffitt&Gottschalk，2012 )。并且，Campbell(1987)指出，持久收人假说暗示，如果人们理性地预期到持久收人的下降，储蓄将会增加，储蓄是未雨绸缪的体现。Stock-hammer( 2015)指出，1980年以来，美国工薪阶层收人停滞，工资份额降幅明显。然而，现实中美国家庭的储蓄变化恰好相反。总的来看，以持久收人假说为核心的消费函数理论难以解释这一现象。因此，一些研究将视线转向相对收人假说。Direr ( 2001)将地位关注纳人效用函数，研究结论表明，不平等的上升会抑制居民储蓄率。UFrank et al. ( 2014 ) 以相对收人假说为基础，将背景依赖(context-depen-dence)引人效用函数，研究结论显示，当个体受到更富裕群体消费模式的影响时，收人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支出瀑布”( expenditure cascade ) 。 Bertrand&Morse ( 2016)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Frank的观点，并称这一消费现象为“涓滴式消费”( trickle-down consumption )。Treeck ( 2014 ) 对次贷危机前期，美国家庭的消费、收人情况进行了填密分析，认为需要复兴相对收人假说，借助于相对收人假说以及Frank的观点可以合理解释美国家庭的消费行为。总体而言，在收人不平等扩大背景下，在相关研究中，纳人地位关注可以比较成功地解释美国家庭储蓄率急剧下降这一事实。并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相对收人假说理论由于可以解释许多消费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内在逻辑，逐渐被主流研究所重视。

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以来，收人不平等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并且现阶段的收人不平等程度依然徘徊在国际警戒线水平之上。与此同时，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却节节攀升，2013年中国家庭储蓄与可支配收人的比率高达38.46% , U)苦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这能否说明相对收人假说理论并不适合解释中国家庭的消费行为?笔者认为相同的理论逻辑，在不同环境背景下，表现形式有可能截然不同。就目前这一议题，如果只是理论分析，不同条件下收人不平等对地位关注的影响和运行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例如，Hopkins&I}ornienko( 2006)用相对消费反映社会地位，并且假定个体年轻时关注地位，年老时只关注消费，同样将地位关注纳人内生增长模型，则得出了截然相反结论。他们认为，不平等的降低会激发个体自我区分的积极性，导致炫耀性消费增加。所以，收人不平等如何影响地位关注，进而作用于居民消费，依赖于消费环境、传统文化、制度规范等因素(Treeck , 2014 )。这些因素将决定家庭是注重当前地位还是未来地位，同时也决定了家庭关注的地位商品的类型是炫耀性消费还是家庭财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家庭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人大幅提高。与此同时，收人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家庭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家庭不确定性支出增多。并且，中国消费信贷市场仍处于发展阶段，居民消费更多依靠自身积累，不可能像持久收人或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所描述的，个人可以平滑并且规划一生消费。此外，中国家庭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注重家族观念，这也决定了中国家庭有更强的财富积累偏好，更关注未来的社会地位。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收人不平等的扩大，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也就不难理解。同时，与家庭未来发展相关的支出，如本文所关注的子女教育支出增长迅猛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