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风土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一书是青岛大学历史系李传军副教授的新作。李传军兼具历史学与民俗学的学术背景，师从我国著名民俗学者萧放先生研习历史民俗学，不断探索民俗学与历史学及相关学科交叉研究的可能性。本书是作者学习和实践历史民俗学理论方法研究的新成果。全书主体部分共四章。第一章“中国古代风土观述论”，详细论述了古代“风土”概念，及其与俗空间和神圣空间、政治空间和宗教空间以及未知空间等为纲，对汉唐风土记所体现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进行集中论述。    

另外，该书附录囊括了《风土记》文本、与文本有关的作者及扩展内容，像周处《风土记》的文本辑佚和隋唐正史经籍志著录风土记目录异同表，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方便。    

扩“州性李传军博士深谙历史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模式与导师萧放教授《<荆楚岁时记>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本书对“风土”的释义，《风土记》的辑佚和文本分析，体例庞杂的汉唐风土记的总体把握，以及汉唐民众时间观念进行深人探索，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创新，堪称历史学和民俗学交叉研究的成功书写。    

首先，作者大胆开拓并丰富了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风土记，发掘出大量珍贵史料，扩展了历史民俗学的研究视域。    

历史民俗学是民俗学的重要分支。早在1983年，钟敬文先生就提出了“历史民俗学”的概念，他强调“中国有丰富的民俗历史文献，不进行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是说不过去的”。长期致力于历史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萧放教授提出，历史民俗学有三个研究方向:民俗史、民俗学史和文献民俗志，民俗史是综合或单项民俗事象的变化和演进史，民俗学史则专注于前人记录和研究民俗的历史，文献民俗志是针对民俗文献的研究，包括民俗典籍即具有重要生活服务价值的非典籍形式。本书的研究正是对文献民俗志资料的开掘，对民俗学史领域的进一步开拓。   

我国文献资料丰富，既包括大量记载和评述民俗现象杂宝古代民众生活、民众信仰之间的关系，并结合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对“风土”和“风俗”概念进行了辨析。最后通过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日本哲学家和迁哲郎以及我国古代司马迁、班固等学者的风土观念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古代风土观念是兼具地理环境差异、经济和心理等因素的较为完备的风土观。    

第二章“周处《风土记》研究”，利用文献辑佚和校勘的方法，从李防《太平御览》等多部文献典籍中辑出晋周处《风土记》原文136条，初步勾勒出《风土记》文本原貌，然后运用历史民俗学和文化学方法，对书中的物产、地名等作逐条分析，并将其与南朝梁宗凛《荆楚岁时记》进行比较研究，以岁时节日为研究重点，描述出魏晋时期荆楚和吴越地区的民间岁时节日生活。    

第三章“汉唐风土记中的域外风土映像”转换叙述角度，对汉唐时期域外风土记载作概观描述，并运用思想史理论，对先秦以来人们对域外的整体印象和文化认知的形成和变迁进行分析。本章与上一章内外呼应，融合了本土和域外两类文本，兼具外在风土表现和内在风土观念两个面向，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汉唐风土记文本和观念的综合构图。    

第四章“汉唐风土记与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中探讨了中国古代空间观念的发生、先秦两汉诸子的空间观形成及至汉唐时期空间观念的变迁。作者借鉴西方学者的空间理论，以域内空间和域外空间、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世的历史文献，比如岁时记、风土记、风俗志、笔记、小说、、竹枝词等，也有民间社会的各种活态文献，如唱本、善书、家谱、契约文书等。岁时记和风土记是其中的两纂卷大门类，岁时记是记载普通民众岁时节日习俗的专书，比如南朝梁宗凛《荆楚岁时记》、宋周密《乾淳岁时记》、明陆启乱《北京岁华记》、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等;风土记则以一时一地的风土民情为对象作分门别类的记录，如晋周处《风土记》、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宋欧阳修《洛阳风土记》等。目前学界的岁时节日著述不少，但是风土记的研究却少有专论。本书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这种缺憾。    

其次，作者具有强烈的理论意识，通过细致分析文献资料，进一步完善了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框架，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    

作者充分吸收和借鉴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对风土现象和风土记文体意义进行剖析，并时刻保持着强烈的理论建构意识，强调搭建理论框架的重要性。李传军博士强调，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对汉唐风土记的研究不能面面俱到，必须提炼出一个合适的主题，建构出一个适宜的结构体系。因此，他选取了汉唐时期的两个典型:周处《风土记》和汉唐域外风土记，选择合适的研究视角，对《风土记》采用文本呈现和厄丁解牛式的分析，对域外风土记则注意展现其所蕴含的风土观念;抓住和提炼出几个主题，如风土记的文献价值、风土记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民众的生活状态和节日礼俗、民众生活中的空间观念，进行集中深人探讨。时空观念是哲学和思想史领域常常涉及的问题，作者将这一思路引人到民俗学领域，从最常见的日常生活民俗记录出发，通过细节的比较来看地域文化的空间差异，域内外民俗的空间差异和观念变迁，很有说服力。    

再次，综合运用文献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论，创新研究方法，是本书研究的主要特点和亮点，拓宽了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思路。    

作者在绪论明确提到，“研究汉唐风土记的一个主要困难，在于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除少数风土记留存至今以外，大部分汉唐风土记著作都已经散佚了。我们今天只能尽力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水经注》等著作中搜辑星散于其间的风土记著作”。因此，作者索隐钩沉，恢复了周处《风土记》的文本和风貌，这是目前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备的辑本，体现了本书的学术分量。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亮点就是比较方法的运用。作者出身历史学，具有宏阔的历时和共时思维，触类旁通，融贯古今，在风土记的研究中，有本土风土记和域外风土记的比较，有《风土记》与几乎同时代的《荆楚岁时记》的横向比较，有《风土记》与前代地理书的纵向比对，与几乎处于同时代的《荆州记》的横向比较，与敦煌写本《沙洲地志》的纵向比对，等等，展现出一种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框架。而且，在细致的考证之外，窥探出其背后所依托的地域文化差异，思想观念的变迁，有一种超越文本的对人本身、对文化内涵的深度考量。    

萧放教授指出，“历史民俗学有两条研究路径，一是从现存民俗事象出发，对其形成演变进行历史向度的探寻;一是以过往的历史社会时期形成的民俗文献为依据，研究历史时代所具有传承性的民间生活文化事象以及对这些民俗事象进行的记录与学理性评论，它通常包含民俗史、民俗学史、民俗文献志三方面。目前我们学界……更多的侧重于第二种研究”。民俗文献的记录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诚如日本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所定义的:“历史民俗学乃是通过并未自觉其为民俗，但却被过去记录下来的民俗资料，从而揭示历史的学问。”比如，我国历史上的《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忆旧之作往往带有作者的思乡清绪，一些记忆难免是经过选择和过滤的。若直接以此为史必然要慎重对待。本书的比较研究方法有助于弥补单一文献对单一空间和时代解释的不足，拓宽了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思路。当然，本书的研究也有尚待完善之处，比如在材料方面，作者主要着力于汉魏时期的文本研究，对隋唐时期的文本研究则相对薄弱。同时，该书第二章偏重于文本考释，而第三章则转人观念史分析，使得结构框架稍欠协调。理论的开掘上也有待深人，像第三章主要侧重于观念史的变迁研究，而缺少了当时文化全景和日常民俗生活的展示。另外对列斐伏尔的概念借鉴似乎有一点“拿来主义”，诚然，作者也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念并不适合中国本土研究，但若再加以概念辨析和讨论则更为完善。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进一步改善。该书属于历史学和民俗学的交叉研究，这就意味着历史民俗学研究不仅要进行文本辑佚和文化现象分类，还要从民俗学分类的角度对历史文化现象再作分类，并作文化观念解析。但本书总体上更偏重文献学和历史学研究，对民俗事象的关注和研究偏弱。作为一本民俗学研究专著，建议作者在文献资料研究基础上，对民众民俗文化生活作整体呈现和文化变迁研究。    

总之，该书作为民俗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既有宏观的历时和共时研究，也有细致的民俗文献考辨，既有地域民众日常生活的展现，也有宏大历史背景的展示，并且运用多学科的多重研究方法展开了综合研究，有助于拓展历史民俗学研究视野，推动历史民俗学学科理论研究，值得民俗学及相关学界人士细细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