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岳飞之死，《帝国》写到:“宋代‘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军事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国家的军队变成自己的军队……所以，有宋一朝，防兵如防贼，决不允许出现兵权大于皇权的可能。实际上岳飞之所以被杀，就因为他有‘岳家军’，还有一个很不合适的口号‘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就犯了赵宋王朝的大忌。更何况这时的赵宋，又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逃命王朝，岂能不神经过敏，必欲去之而后快?说到底，秦桧其实不过帮赵构去了一块心病而已，正所谓‘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治史者均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出自金军将士，是一种带有由衷敬畏的叹息，后来被《宋史》岳飞传记录下来了，至于宋高宗是否得知、何时得知，不详。它不是什么“很不合适的口号”，此其一;这“口号”与岳飞之死的关系如何并无直接的史料予以支撑，此其二;同时代的韩世忠、吴珍吴磷兄弟等名将同样有一支主要靠个人能力打造的军队，且军功煊赫、威震敌胆，照易中天的说法，为何不被除掉?此其三。必须指出的是，冤杀岳飞父子的时候，南宋政权在江南的地位已经稳固，战场上也已经扭转颓势，不是什么“摇摇欲坠的逃命王朝”。据笔者的研究，岳飞被杀，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原因，也是宋金绍兴和议谈判期间，金朝利用高宗对送还钦宗的恐惧和持续进行对金战争的J决濡进行要挟而提出的、秦桧里应外合加以实现的议和条件之一。宋高宗对待岳飞的无耻作为在宋代是一个变态(而非常态)案例。复杂的历史背景被简化成上述说法，然以点带面有失公允。    

易先生评论“伦理治国”时说:“伦理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小人服从大人，女人服从男人，民间服从官方，全国服从皇帝。这倒是十分符合帝国这个集权社会的性质。但是，由于这种集权被说成是德与礼，也就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一种‘非典型暴力’。对君父的无条件服从被说成了一种爱(敬爱)，对臣子的无限制占有也被说成了一种爱(慈爱)，仿佛整个帝国都变成了‘爱的乐园’。”  

在这些话里读者不难感受到易先生对人与人之间的，履从是很讨厌的，但他并不能告诉我们在农耕文明的土壤上版图崛起十分辽阔的帝国用什么条件和资源去排除这些“服从”的同时，建立起统一与秩序。事实上这样的资源和条件根本就不存在，那有什么好“批判”的呢?易先生认为帝国虚伪至极，所以他接着写到:“然而统治者自己却合里有数。汉宣帝刘询就曾对他的儿子刘爽(即后来的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这才是真话。原来，他们那个道德，是专门对付臣民的，自己却可以不讲，或者想讲的时候讲，不想讲的时候不讲。即便讲‘王道’，也不过遮人耳目，骨子里还是‘霸道’，充其量在讲‘王道’时是‘善霸’而已。与之相对应，地方上那些强权人物就叫‘恶霸’，亦即‘地头蛇’。上有‘善霸’，下有‘恶霸’;上有‘真龙天子’，下有‘地头蛇’。所谓‘王道乐土’，如此而已。法治非法，德治不德，礼治自欺欺人，人治昙花一现，这才是帝国的真实情况。”

这段话的潜台词是“皇帝是必然的恶人”，所以乐于欺骗玩弄臣民，上行下效，于是这个国家庙堂是恶霸掌管，民间是恶霸践踏，这是把不正常写成正常，而且这样做能够实现统治利益的最大化吗?当然不可能。因为任何个体(上至皇帝下至平民)不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吗?所举汉宣帝教诲汉元帝的例子，不仅曲解原意，而且胡乱引申，使读者据此看汉朝，纯属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