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力未逮    

只有某些点上谈论历史的功力却欲宏观纵论几千年中华文明。本文前述已能证明这一点。    

(二)净言太少    

当今文史评论界，捧场、喝彩者众，出自公L,}、基于善意的争鸣稀缺。这一点在面对易先生的“帝国论”大作时格外明显。与少量纸媒、众多网媒大量溢美之词相比较，严谨深刻的学术性评论很罕见，笔者查询了近60篇与易先生“三部曲”(包括《费城风云》)相关的文章，大约只有十几篇与评论有关，真正严谨专业、能够指出其不足的文章仅3篇:傅伟男《易中天，中华史探寻命运与选择》、艾水明《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模式的几个问题》骨、塔罗牌《读书记—<帝国的终结>》骨。这对易先生和他的读者并非幸事。    

(三)若隐若现的“阶级斗争”史观    

比如书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中的“批判”一词，能使人想到极左年代的大字报标题。细读其“统治阶级”必恶的人性设定与众多武断的结论，此“批判”还真有“过去批判”之余韵。有些论断只能用陈旧僵化的“阶级斗争”史观才能理解。无论专业研究还是学术普及，应该尽量避免任性心态和强势话语。这一点只要读过受人推崇的文史名著的人当不难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