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常态化的民间调解机制是宗族调解、乡里调解和行会调解，以下就调解中一般涉及到的纠纷人、调处人及官府三个方面来分析三种调解有效性基本因素。

(一)纠纷人利益考量因素

从纠纷人个人利益考量角度而言，诉讼成本太高。一则官府诉讼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精力，“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一旦涉及词讼，来回路费旅资，衙门的“规仪”，各种“陋规”，接待前来踏勘官吏，都是一笔不小耗费。如果案件久拖不决，欲罢不能，常常导致倾家荡产。即使胜诉，也是两败俱伤。清代名吏汪辉祖说:“如乡民有四十亩，夫耕妇织可给数口。一讼之累，费钱三千文，便须假子钱以济。不二年，必至卖田，田卖一亩则少一亩之入。辗转借售，不七八年，必无以为生。”对一般小民家庭而言，自己要种田、做工、干小买卖维持生计，没有那么大时间、精力、钱财去打风险极大的诉讼。何况，即使官司赢了，但仇结下了，一场官司三辈仇，自己还要在原来环境中生存下去，自己及后人可能在以后生活中时不时会遇到“暗箭”，造成无尽的烦恼。二则打官司要跪伏公堂，呈现卑贱之态，身心倍受煎熬。明人土士晋对此有详尽描述:“盖讼事有害无利，要盘缠，要奔走。若造机关，又坏心术。目‘不论官府廉明何如，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门，便受青皂呵叱。伺候几朝夕，方得见官。理直犹可，理曲到底吃亏。受答杖，受罪罚，甚至破家，亡身辱亲。冤冤相报，害及子孙。总之，则为一念客气，始不可不慎……不可听讼师棍党教唆，财被人得，祸自己当。”打官司过程是个风险极高结果不确定过程，意想不到的打击接二连三，恐俱伴随着整个诉讼过程。三则最初的纠纷，可能就是言语差错，甚至只是无中生有的是非挑唆。若是有人规劝一下，心平气和地分析问题，完全可以避免词讼。明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吕坤深知官场黑暗和百姓打官司的苦痛，将百姓争讼之害揭示的入木三分，规劝百姓勿为些许小事争讼:“和处事情，以息争讼。事人生天地间谁没个良心，各人拿出良心来，少人的就还人，恼着人就陪话，自家得罪于人，自家就认不是，这等有甚么争竞。只为那奸狡的利己损人，强梁的欺大压小，昧心的枉口刁舌。或自知理亏先递拦头假状，或买求硬证专告无影虚词，到那衙门时，吏书皂使了多少钱，今鲁板锁枷受了多少气，有年没月，误了多少营生。往来酒饭，使了多少盘缠，父母妻子，担了多少忧愁。一入衙门，身体不属自家，田宅不能自保。俗语云:原告被告，四六使钞;又云:官府不明，没理的心赢你。自寻思告状那有一件好处，目‘如乡邻有事，你知我见，哄瞒过了谁尹}s }四则如果坚持进行诉讼，一旦被认为是“过分”行为，可能会遭到取消集体福利的惩罚(后有论述)。基于上述考虑，纠纷人往往选择调解来解决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