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人是其所是的内在规定。纵观西方伦理学的研究历史，人性是价值与道德的根本参照标准已达成共识，即合乎人性的行为为善，违背人性的行为为恶。因为，“人性表达着人对自身动物性的背叛与超越，走向具有道德性的人之为人的存在。这表明，人性是善的、美好的。在伦理意义上，当体育在身体上呈现出人性的善和人性的美，说明体育是合乎人性的体育，是人之为人的体育;反言之，如果体育在身体上呈现出人性的恶和人性的丑，也就意味着体育发生了异化，是将人异化成“非人”的体育〕

在国内的体育异化研究中，多数学者并不依据人性判断体育是否发生异化，而是通过异化的概念来释义体育异化，继而将体育异化视为“人的异化”同义语来使用。如果说人是异化理论的基础和中心，体育异化与人的异化的确有关，但将其作为人的异化同义语，也意味着体育异化研究的“对象”是异化的人，而不是异化的体育。例如，在竞技体育异化研究中，研究者多讨论竞技参与者(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管理者等)被运动成绩、各种物质奖励以及某种外在因素所异化。换言之，研究体育异化旨在探讨“体育”为何会发生异化，而不是“人”为何会发生异化。否则，不仅研究对象发生了偏离，而且还意味着人们从事的体育已经发生了异化，这显然不符合研究逻辑。因为，只有体育首先发生异化，才能将人异化成非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劳动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能动活动。劳动的目的不仅在于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更是劳动者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以及人的类本质的积极证成。正是“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它才成为人的有意识的能动活动，才能确证人的本质。但在异化的劳动中，“人类主体应该具有的权利颠倒地表现为资本(物)的一种支配权利;人失去了自己，却让自己的创造物—资本获得了生命、这就是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6es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创造了“人”;异化的劳动创造了“非人”。换言之，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首先发生了异化，它才能将人异化为非人。因此，体育在身体上呈现的是人还是非人，不仅是判断体育是否发生异化的根本参照标准，而且还是体育异化研究的基本前提。那么，如何通过身体危机所呈现的人性辨别体育是否发生异化呢?

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人必须通过自身之外的对象，并与其发生对象性关系，才能将自己的本质展现出来。“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当体育改造的身体成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物，它就能够成为显现人“是什么人”的对象。就像植物与太阳的对象性关系那样，植物以太阳为对象确证自己的生命;太阳以植物为对象表现自己呼唤生命的力量。当然，人确证自己的本质不同于自然存在物，即不直接以其它自然存在物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而是实践活动。实践是人特有的一种存在方式，它不仅创造出人之为人的一切本质，而且还能够将人从动物界中升华出来。从实现身体运动价值的视角看，体育是改造身体的一种实践。这一实践不但改变了身体的面貌，同时也在身体上烙有人的印记。作为展现人的本质对象，身体也因此获得人的意义，从而成为人化的身体。进言之，当身体凝结着人的体育智慧和人的本质，它就成为人的体育作品和人的体育现实，继而成为对象性的人或人本身。事实上，人的本质并不存在于他的对象之中，而是存在于人自身当中。但是，人不能通过自身直观自己的本质，必须借助于实践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外化给他的对象。即是说，只有借助体育实践活动，人在身体面前的本质才能被认识。从而使人面对身体转变成面对自身，并在直观自身中回答“人是谁?”就像马克思所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体育改造的身体就像一面“镜子”，人只有面对这一身体，才能认识自己在身体面前的本真存在。

如果我们承认被体育改造的身体是“人的体育作品和人的体育现实”，那么这一身体不但具有表现人之本质的属性和功能，而且还意味着能够对人的本质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确证。也就是说，体育改造的身体具有表现和确证人之本质的双重意义。表现人的本质，是因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身体是显现人之本质的对象;确证人的本质，是因为身体能够对人的本质进行甄别。当我们把身体危机本身看作是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物，并从中解读人的本质。身体危机显然是对人之本质的否定，记录着人之本质的否定力量。进而言之，身体危机呈现的是人性的“恶”，而不是人性的“善”。这说明，在伦理意义上，体育将人异化成“非人”而发生异化，体育异化才是身体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以其它层面人的异化特征为参照，体育可能会呈现另外的异化现象，在此不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