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本意义的不定与确定

托多罗夫在引述别人的观点时说，文本只是一次“野餐”会:作者带去语词，而由读者带去意义。当原作者被从王位上罢默之后，他甚至失去了一般的公民权利，他的存在形同虚设，读者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样正如一些极端的当代批评理论声称的:对文本唯一可信的解读就是“误读”，文本唯一存在的方式就是它在读者中所激起的系列反应。这样的观点显然从反对方法论诊释学和认识论诊释学绝对追求作者原意和文本本义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读者权利被无限打一大，意义的解读成了脱僵的野马，在毫无约束的驰骋中最终迷失自我。文本与文本意义的关系就像容器与所盛之物的关系一样，同一个容器可以盛装不同的东西，但同时这个容器的大小、形状、材质等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可以盛装的对象。用竹篮装水果可以，但装水则是不可理喻的。

老子第十一章说:“三十辐共一毅，当其无，有车之用也。诞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凿户精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在这里强调了“无”，也即“虚空”的作用;文本中的“无”，也就是文本之“用”所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的是，“有”是“无”的一个必要前提，没有“有”就不会有“无”。对于文本来说，文本的语言文字就构成了它的“有”，而语言文字中“无”的部分则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诊释空间，为文本之“用”。可见，“有”是文本意义确定的一面，而“无”则是文本意义不确定的一面，它们相互依存，不能片面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伽达默尔虽然强调读者积极能动的作用，但是他也并不否定文本意义确定的一面。首先，他提出了“视域融合”概念，认为理解就是理解者的视域和其他视域相融合的过程，在融合中，“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在自我与他者相统一的关系中既存在着历史的实在，又存在着历史理解的实在。这里所谓的“历史的实在”就是文本意义客观确定的一面，而“历史理解的实在”是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具体化和诊释，二者是主客统一的关系。其次，伽达默尔提出理解中的“筹划”和“事情本身”的概念，他认为理解就需要对被理解文本的一种“预先的筹划”，但这种“预先的筹划”有时会多个共存，相互之间会有竟争，理解者往往会面临“那种并不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前见”的干扰，因而理解和诊释就必须作出正确的符合于事物的筹划(也即预期)，这种预期应该由“事情本身”得到证明「17es379v“事情本身”显示的是文本的客观确定性，任何诊释都必须以它作为基础，不尊重“事情本身”的任何“筹划”或“预期”都只能带来任意的理解，正确的理解是需要控制“预期”，从“事物本身”获得立足点。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哲学诊释学认为文本意义是有客观确定性的，有效的理解和诊释离不开对它客观确定性的尊重。

2.读者前见与时间距离

方法论诊释学为了理解作者和文本原意，要求读者抛弃任何“前见”，以达到和作者的同一性;相反，本体论的哲学诊释学认为“前见”是理解的条件，但是“前见”又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解释者必须把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真前见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假前见区分开。时间距离能帮助诊释者将二者分开，因为时间距离能将真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中过滤出来，使新的理解源泉产生，使一些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示出来。时间距离不仅能使那些具有特殊性的假前见消失，还会促使那些促成真理解的真前见显现。也就是说时间距离将撇除最初弥漫于文本之上的虚华与浮沫，将其所承载的真理与价值沉淀下来，成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时间距离对文本客观意义的虚化作用，这一作用来自于伽达默尔所说的时间距离的“能遏制我们对对象的兴趣”的作用「171422。时间的鸿沟将我们与文本对象隔得越来越远时，有助于排除一些非本质东西的干扰，让我们汲取它的真正意义，但危险也同时存在。时间距离使文本的客观确定性变得虚化、模糊，从而使得对文本真正意义的汲取变成了一件岌岌可危的事情，一切前见都将可能变成假的前见。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时间距离的双重作用。海德格尔对此也早有提醒，他说解释的“首要的经常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而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处理这些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从而确保论题的科学性”}t7}s78。所以诊释者必须避免随心所欲的偶发奇想和难以觉察的思维习惯的局限性与束缚，要关注“事情本身”，对于语文学家来说它就是充满意义的文本「171379。因此，要避流俗之见和假的前见诊释者就要面向事情本身，面向承载事情本身的文本，面向文本意义客观确定的一面，那他就必须利用时间距离积极的作用，克服时间距离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