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即创造力”这句名言，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呼号，它贯穿汤先生活动的一生。1994年，先生发表《“现代”与“后现代”》一文，很赞同严复在《原强》中指谓西方社会的话:“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认为这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本质。”先生指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不仅仅现代西方社会是如此，现代东方社会也应如此，一切现代社会都应如此。这是因为，‘自由’是一种现代的精神，‘民主’是保证人们实现‘自由’的制度。现代社会之不同于古代社会(或中古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可以较好地调动人们的创造力。‘自由’的本质即创造力，它是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先生说:“我们可以看到，两三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文学艺术等等方面都是日新月异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了。这些只能在人们充分获得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取得，都是人作为自由的人的觉醒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说，创造力来自‘自由’。至于‘民主’，它是一种制度，它可以是‘共和的’‘君主立宪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等等，但它的功用应是保证人民‘自由’得以实现的。"。1995年，先生发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一文，又重申了这一观点，指出:“‘自由’是现代精神，‘民主’是保证人们实现‘自由’的根本制度。”“自由的本质即创造力。”近代“个性的充分发展，自身价值和权利的获得，都是人作为自由的人觉醒了的表现。它是现时代的时代精神。”从国家制度与现代精神的高度，对“自由即创造力”发出响亮的呼号。这在90年代是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

上世纪末，先生出席在哈佛大学举办的“高校人文教育当前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会议，发表题为《学术自由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讲演，指出:“北京大学最重要的特点应该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中国大陆高等教育能否办好的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于能否真实现学术自由。”强调"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有所改革，但三十年来‘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起着很大作用。北京大学如果要实现它提出的‘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的目标，必须在‘学术自由’的条件下办极有特色的大学才有可能。”这把焦点集中到“北大”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因为“北大”在全国学界、思想界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北大享有“自由”，实关乎中国整个学界和思想界的前景。

2007年，樊克勤采访先生。先生总结自己文革的经历，说:“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能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自由的思想最重要。”这也代表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验和心声。2008年，马国川访问先生。马国川问:“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您在想什么?”先生说:“大概就是想，我们得做点什么事情，因为感觉到1949年以后在哲学研究上问题比较多。我们学习苏联的那一套东西，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不利于我们中国的健康发展。 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的一个学生金春峰提出要重新评价唯心主义，因为唯心主义在苏联是被全盘否定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好像是在《光明日报》上，大概是1979年或者1980年发表的。那时候我就有一个考虑:怎么才能使哲学研究特别是哲学史的研究突破原来的教条主义的框框?原来的说法是，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反动的。我就想，能不能把哲学史看成人的认识的发展史?既然是人的认识史的发展，不仅唯物主义会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唯心主义也可以提高人的认识能力。比如从西方哲学讲，当时都认为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可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被马克思继承了。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文章认为，从范畴的发展史来看，有的范畴是唯物主义提出的，有的范畴是唯心主义提出来的，常常是唯心主义提出的范畴在哲学史上影响更大。这样从人的认识史的发展来讲，就不好全盘否定唯心主义了。几乎是在我的文章发表的同时，有些老先生也发表了讨论哲学范畴的文章，比如张岱年在《人民日报》发的文章。”先生提到的，是我发表在1980年《读书》第1 ,2 ,3期的论文，题为《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对唯心主义要具体分析》《作为哲学思想发展前进的一个环节的唯心主义》，系出席1979年太原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术会的论文，《读书》分成三期连载。1980年10月，在黄山召开了讨论唯心主义的专门学术会议，我又写了《论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对辩证法的促进作用》一文，对流行的教条说法(唯心主义必然对辩证法起束缚与窒息作用)进行批判，这是前一篇文章的补充和深入，从人类认识发展本身，为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积极、正面作用提供了较深入的论证。汤先生所讲范畴的讨论，对促进中国哲学史的健康发展影响更大。为推动讨论深入，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范畴学术研讨会”。这些是在哲学探讨上开风气的事，都是“自由即创造力”的见证。它迅即改变了中国哲学史由教条主义所造成的“死板”“僵化”“人云亦云”“万马齐暗”的局面，开始了哲学史研究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夏榆访问先生，先生说:“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这把重点集中到哲学工作者个人，即“自由”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文革”时期，暴力横行，哲学家不可能有思想自由。但改革开放时代，能否“自由思想”，主要因素则是思想者个人。事情也确是如此。这时期，思想、文学、艺术、音乐、美术等方面涌现了许多创造了历史的人—“弄潮儿”，他们都是自己为自己创造“自由”的。因为如此，他们能高瞻远视，驾驭潮头，以其创造力突破种种框框，为时代开辟新路，谱出新篇。如果只求平安度日，当然就不可能有创造力涌现而只能被时代抛弃了。过去如此，今天依然。

在《有话要说—序跋和致辞·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一文中，先生说:“如果8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感到中国社会存在着‘精神危机’‘信仰危机’，那么9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也许较安于现状了。特别使我担心的是，在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追求金钱，二是追求权力。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北大有些人对清华很羡慕，因为清华仕途比较好。不能不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精神危机”’。先生指出，"90年代，学术界表面上很活跃，介绍和发挥过不少新思潮……但是所有这些思想流派对社会都无什么大影响。可是各种气功学说却在社会上大大地流行了。‘法轮功’事件震动朝野，一时间报刊、电台、电视天天批‘法轮功’:好不热闹。我对此一直很想不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信这样一奇怪的‘法轮大法’?也许只有一个回答就是，我国上上下下几乎都失去了‘理性’，都没‘精神支柱’了。这不能不说，我们这民族存在着深刻的全民族的‘精神危机”’。要救治这种“精神危机”，先生指出，“以下几个方面也许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曾经发生过要求把人们的思想信仰统一于某种特定的思想信仰下，或者要所有的思想信仰都必须在某种特定的思想信仰指导下才可以被允许。这种状况是极不合理的，也是行不通的，甚至会扼杀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社会往往至少要由两套社会机制来维系，一套是较为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如民主政治等)，另一套是社会的道德准则(它往往与宗教信仰或伦理体系分不开)。前者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但它主要应是保护人民的各种权利和要求人民尽一定的义务。而后者则往往和人们的个人信仰有关。对后者，只要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生活，就不应用政治权力去干涉，它对政治来说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从历史上看，用政治权力打击宗教往往适得其反。”先生指出的两套体系实际是相互联系的。第一套体系实更为重要。惟有这两套体系健全了，社会发展才能走上正轨，个人自由和创造力才能旺盛成长。两套体系的完善都是我们今天应该为之继续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