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倡导国学时，特别强调“反本开新”和“文化自觉”，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人类文化思想日益多元，而同时文化寻根和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在此时代，树立“反本开新”和民族的“文化自觉”十分重要。“文化自觉”强调自身文化的主体性，追求把中国文化的发展扎根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上，而这应当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化的观照下进行，使两者相辅相成，也即“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相结合;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两方面都不要偏废。

2008年，先生对采访的《中国青年报》和《黑龙江日报》记者指出，“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全球观念，不能只看到你自己。‘西方中心论’已经不行了，你再搞一个‘东方中心论’也不行，搞‘中国中心论’就更不行。所以我就发了几篇文章，我说现在的时代还是文化的多元时代，我们还要认真地汲取西方文化的东西和其他文化的东西。今后的文化发展，应该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也应考虑解决世界的问题才行。如果仅仅考虑自己，让自己游离于世界文化之外，是没有前途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在在深圳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和《国学集刊》(因故改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刊行)，在指导思想上即明确指出，这是“在世界文化观照下的国学”。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先生写《我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理论的理解》一文，详为阐发。这些，目的都在提醒人们，要以全球化的眼光观察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既反对数典忘祖，不知己之所出的盲目西化，也反对闭门自吹、自语、自唱，搞“自我中心论”。因为如果这样，效果将会适得其反，中国文化将既不能反本，更不能开新。

回顾晚清至今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即是在“世界文化的观照下”进行的，是一部在“观照”下反省与在反省与自觉中向前行进的历史。过去如此，今天依然。

基于此一自觉，汤先生对“轴心突破”问题特别关注，指出，中国古代文化即是“轴心时代”几大文明之一，而儒家是轴心中国思想的重要成分。轴心时代的思想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的飞跃，无不通过对轴心期的回顾而实现，并被它重新点燃。在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先生的专著以《嘱望新轴心时代》命名，即是强调世界文化观照下的“文化自觉”。其中，《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五四运动与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轴心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定位》《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现代哲学》《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等，都是以世界眼光思考中国文化与哲学发展的智慧凝聚，集中回答了新千禧年中，“我们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何时有人文精神，何能重建?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等重大问题。

新的轴心时代有着和公元前500年那个轴心时代鲜明的不同，概括起来，先生指出:}.}1)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2)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由于世界连成一片，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此，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会大大地发展起来。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文化逐渐为中外广大学术界所接受，并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21世纪的新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世纪，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世纪。(3)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5世纪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伟大思想家来主导……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出现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多元并存的新格局。(4)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没能如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那样，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形成现代的新的中国文化。展望21世纪，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出现适应中国现代社会要求的不同学术派别，但大概也不会产生一统天下的思想体系。那种企图把自己打扮救世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1世纪的思想文化也许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世纪。”这几点指示，我以为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战国时期，百家，司马谈归纳为九家，主要是六家。这是文化的多元发展。汉代“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但道家仍然与之互争雄长，魏晋时终居上风。隋唐时期，儒、佛、道三足鼎立，直至明清。“五四”后，孔、马、罗并立，马克思主义最后居于主导，但三家并立局面并未改变。“百家争鸣”，归根结蒂是三家争鸣。无论是精英，是大众文化，都不外乎三家。如何让三家相争互融，汇成一新学术、新哲学、新思想，而同时又各自良性发展，应是我们努力的主要方向。

从世界看，各种思想也在相争互融。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提出“全球伦理”问题。1997年中国学者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传统伦理与世界伦理讨论》，并发表了《纪要》作为对《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回应。1998年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在北京召开了有关“全球伦理”的国际讨论会，把“全球伦理”问题推向纵深发展，希望以此为解救人类社会走出精神危机的途径。先生积极参与“全球伦理”的建设，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成为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所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这个观念包含着“自己”与“别人”的对等关系，不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加之于别人。社会的变迁固然会影响人们伦理观念上的变化，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并不因社会的发展而失去其伦理价值之普世意义。先生说，从儒家来说，这金律是和它的“仁学”(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相联系的;对西方基督教来说则是和它的“博爱”相联系的;对印度佛教来说则是和它的“慈悲”观念相联系的。在这三种不同文化传统的伦理体系的理念中，显然有着深刻的差异。儒家的“爱人”包含着“亲亲”观念;基督教的“博爱”包含着“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佛的“慈悲”中包含着“涅梁”的观念。因此，它们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三种不同文化传统的伦理观念虽然不同，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甚至在“爱人”(仁)、“博爱”和“慈悲”中又存在着某种深刻的互相“认同”方面，这就是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人的“爱心”。所以寻求“全球伦理”不是要排斥或否认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伦理价值，而是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思想的内在资源。因此，越是深入发掘和利用同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思想的深层资源，对建立“全球伦理”越有意义。先生指出，孔子的“仁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伦理思想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建设“全球伦理”做出贡献:(1)人们的道德问题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这就是孔子要求的“克己”。在道德自觉基础上形成的伦理规范才有实际意义。(2)道德的建立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儒家认为应该由“亲亲”出发)，由此基本的道德要求生发出来的伦理思想体系一定要包含某些普遍性原则(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了普遍性的伦理原则，其伦理体系才会对社会生活发生重大作用。(3)建立一套伦理思想体系是为了社会的安宁和个人的幸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目的，这就是孔子所向往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耶稣、佛陀都是轴心文明的基本支拄，它在今天依然保持着它的活力。下一个千禧年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还是应该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显然，全球伦理建设这一人类新时代的要求，突显了儒学的普世价值，是我们讲民族“文化自觉”所首先要明确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