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始终都是古代中国的最高政治统治者，主宰臣民一切社会政治生活和天下利源。与皇权相应的是天下万民对君主理应绝对忠顺并专一不懈。在王权政治的高压和儒家文化经年累月的熏陶和规训之下，身为王权治下的臣子和百姓，在理念、心态和政治行为的选择上，必须以忠于君主作为基本原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意义下的忠君是一种习惯型政治义务观念，人民的政治期盼和利益表达不是通过权利规定的形式，而是通过尽义务、报皇恩等形式表现出来，是对皇权的高度依附。

晋商所处的时代正是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鼎盛时期，山西一省处于京师左近的肘腋之间，位于四民之末的山西商人对于近在咫尺，又神威难测的王权始终怀有一种由衷的敬畏、尊崇与恭顺的情感。乾隆皇帝在位时曾数次巡幸五台山礼佛，山西盐商主动出钱出力，为皇帝修建行宫、修缮寺院以博取龙颜大悦。《清高宗实录》载:“明春驾临五台山，河东商众敬输银三万两，为建造行宫之所费”。又载:“据河东商人呈称，现在恭逢巡幸五台山，情殷报效，愿备赏银二十万两，稍抒忱恫……即于此项银两内，赏给银八万两，以作粘补行宫、建搭桥梁道路之费”。据张正明考证，五台山台麓寺和菩萨顶行宫实质上是山西商人自掏腰包，由乾隆皇帝作“赏银”修建起来的。清末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及随行官员仓皇西逃，取道宣化、大同、太原、漳关一线逃往西安。途经祁县时，乔家大德通票号的总经理高钮通过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月亭预先得到密报，其往来信件中说:“蒙示鉴驾西幸，隆情关垂，感激良殷，想大人必随驾径祁，已与本县台详明，将公馆备置敝号，侯荣族径祁，即祈移节敝号为叩云云”。 慈禧一行到了祁县，就住在大德通票号，上至太后皇帝，下至护驾的王公大臣，饮食起居和沿途所需，乔家都竭尽全力准备妥帖。护驾兵丁的食用，马匹草料的补给，所有开销不下数十万两，都由票号承担。乔家此举可谓是倾家侍驾，虽然帝后蒙尘，但足见乔氏忠贞不改，在患难之际仍然尽忠王室，不敢有丝毫不敬之意。而另一山西荣和商人傅庆泰在西安开办炭场，帝后一行逃至西安之后，缺少煤炭生火取暖，傅氏在得知此事后不畏兵荒马乱的时局艰难贩回煤炭供帝后享用。慈禧派人赏赐他炭钱，傅感恩戴德地说:“我梦见老佛爷托梦让我送炭，得沐皇恩如此，怎能收钱!”太后得悉此事甚喜，对随从们说:“虽然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但老百姓还是如此拥戴我，如此大清就不会亡!”可见无论在盛世繁华之时，还是国乱岁凶之际，山西商人在直接面对皇家的时候都是竭尽忠诚，不敢有丝毫懈怠。从历史上仅有的留存至今的一些只言片语中，那些“恭逢”“情殷”等字眼足以说明晋商对于皇权的顶礼膜拜和对君主本身的效忠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