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曾对英国使臣说过“联富有四海”，这是专制君主对自己权力和财富无上尊贵地位的自我肯定。然而商人却往往富逾王侯，就拿晋商来说，清人徐坷在《清稗类钞》中总结出晚清时期山西票商侯、渠、乔等几大家族共有白银数亿两之巨，而且这些山西票号已经不仅是富可敌国这么简单，他们几乎全都在做汇兑晌银、赔款等官银业务，几乎包办了政府财政。诚如明儒胡翰所言:“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贵则天下莫与伴其势也，以富则天下莫与较其利也，以权则天下生杀之所由悬也”，专制皇权最无法容忍的就是统治地位遭受威胁，而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富逾王侯进一步则会权倾王侯，自然会令统治者坐立不安。所以历代王朝一贯秉承一种商民对立的政治理念，几乎都在理论上、舆论上以及具体政策上对商的概念轻之贱之，甚至对商人的形象进行刻意地扭曲和妖魔化，激发普通百姓对财富阶层的仇恨和偏见。如哈耶克所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商人经历了千百年制度性的压迫和歧视之后，已经变得驯顺与迂腐，与此同时也形成一个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衡量贵贱的标准，不是财富的多寡，而是权力的大小。汉武帝一纸告婚令，长安城内富商巨贾立时破产，朱元璋一声令下，巨富沈万三就不免家破人亡;而本来一贫如洗的农家子弟，只要一登龙门，手中拥有了权力，马上就有了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任凭晋商再富再贵，面对帝王和朝廷的无上权柄，仍然是一种卑微的身份和低下的姿态。

世间万物要想求得生存，必须练就适应环境的本领。由于专制国家掌握了几乎所有与国民经济有关的重要资源，比如政策、信贷、居于国民生产上游的生产资料、行业准人资质等等，加之“重租税而困辱之”的重税虐政。商人要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顽强地存在和发展，他们一方面必须对国家政治军事等需求有着深刻的洞见，尽可能接近权力并争取成为其附庸，从统治者手中获得一定的政治买办特权，获准经营部分国家禁榷商品，在行为越轨时得到政府的宽肴。如此方能减少巨额的制度成本，牟取垄断性暴利。另一方面，商人拥有大量财富往往会为统治者所忌惮而无法保全，这时刻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为此他们必须脱离自己的出身，爬上更高的社会阶梯，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与政府建立利益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具体的办法就是“以末致财，以本守之”—或在家乡广置地产，修建高墙大院成为地主，或捐买官衔，培养子弟读书人仕甚至采取政治联姻的手段转人士人的层次。恰如明儒王士性所说:`谱绅之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持久的经济后盾必然依赖于政治性的权力支撑，权力尽管不是商人成功的原动力，却是起飞之后的助推剂或润滑剂，没有这种助推或润滑的力量，任何商人都无法做到顶级。就像张四维与王崇古两家都是白手起家，靠祖辈的勤奋和才智成功，但他们起家之后绝对称不上富商巨贾。只有在他们两家子弟通过科举、联姻等手段当了大官之后，才成为明代晋商中的顶尖人物。

由此可见，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出路几乎是限制死的，近现代自由工商业的前提诸如信用的法律保障、私人财产权、城市特权、自由市场等项制度条件在皇权专制时代的中国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商人的手足完全被政治权力束缚住，根本无法形成一支独立自主的社会政治力量。专制统治者的抑商政策只是将商人阶层踢出了政治圈子，却又无力限制他们经济实力的增长，所以他们在长期与皇家、官府以及各级官吏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各种诡秘的手段，实际形成了一个个灰色的权势和利益共占的集团。这是一个在典章制度和正史中难觅踪迹的势力集团，这个集团既有能力让正式制度的维护者给他们让路，同时也饱受着当权者无情的打压和摧残。而所谓的商人精神则是一种理性自觉与政治社会情感交互作用下的产物，商人务实好利的天性使其必须仰赖权力以谋取暴利，他们长期所受的臣民教化又让其发自内心忠于君王国家，同时他们极度贫乏的文化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也令其产生了自我怀疑甚至否定的心态，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罪错意识”。商人面对权力时这种“原惧”的意识正是来源于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戒惧甚至仇恨的扭曲心态，是中国古代王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这种内涵“原惧”特性的文化心态弥散开来，播撒在政治意识、政治观念等多个层面，对商人精神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是千百年来商人阶层思想极度贫乏，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人格普遍狠琐的重要原因之一。千年之间，中国传统商人始终徘徊在本与末、家与国、权与财这些怪圈中，他们的成功与政治强权的支持息息相关，但又与之伴随的铁血统治格格不人。而最令人无奈的是，史家笔下最成功的商人标准反而是他和他的后代不再是商人，这也恰是中国传统商人政治情感的最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