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数据，以户口迁移为主要变量，分别测量了农村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子辈户口迁移与父辈收入传递的正向关系，并利用户口迁移与父辈收入的交互项解释迁移对于父辈收入传递效应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将样本划分为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与是否为高收入家庭的样本进一步测度迁移对于子辈收入的影响以及交互项的作用，同时引入不同户口迁移地对于子辈收入的传递效应的影响。最后，引入父辈收入对子辈收入间接传递因素的分析，进一步检验迁移与这些变量的交互项对子辈收入的传递效应。    

实证结果显示:(1)在低收入家庭样本、绝对贫困样本下，父辈收入对子辈收入都有明显的正向传递效应。引入子辈迁移变量及迁移变量与父辈收入交互项后回归结果显示，迁移交互项明显削弱了父辈收入的传递效应，其中低收入、绝对贫困家庭样本的削弱效应均显著，说明迁移使得低收入家庭、绝对贫困家庭子辈的父辈代际收入弹性更小。(2)在将样本分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及家庭是否为高收入家庭两个样本后的回归结果显示，迁移变量与父辈收入的交互项对未接受过高等教育、是高收入家庭、非高收入家庭样本下的子辈收入有显著的削弱代际传递作用，其中对非高收入家庭样本下的子辈收入代际传递削弱效用最大。在引入户口迁移地点变量后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出，外省迁移与父辈收入交互项对代际传递效应的削弱作用更加明显，其代际收入弹性小于非高收入家庭样本中未迁移人员的50%。(3)在分解代际传递影响因素后的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年限、BMI值、社会网络变量与本人收入(子辈)有显著的正相关。迁移与各变量的交互项中，迁移强化了BMI值对本人收入的正向作用;迁移强化了教育对非高收入人员、未接受过教育人员本人的收入效应;社会网络与迁移交互项则显著地增强了非高收入家庭人员、接受过和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员本人的收入效应，而对高收入家庭人员的收入提高却并不显著。    

本文研究的主要启示是:(1)从迁移户口对低收入和绝对贫困家庭削弱代际传递效应的较大正向效果来看，在未来需要进一步排除农村低收入、贫困家庭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特别是跨省流动时，应完善各项保障措施，减少个人迁移的成本，诸如增加对低收入、贫困人口自由流动的社会保障政策倾斜，提供医疗救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具体的优惠政策，从而促进劳动力迁移之后真正融入城镇生活。其次，应增加职业教育等辅助性措施，提高低收入、贫困家庭在迁移之后能够获得更好工作的机会和能力。(2)从代际收入的传递路径来看，教育、社会网络及健康状况是重要的影响变量，长期来看改善低收入、贫困家庭基础教育是削弱父辈收入传递的重要举措。其次，健康状况BMI值的影响显示，健康状况改善能够强化迁移对子辈收入的正向作用，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贫困、低收入家庭的医疗保险、医疗救助政策，保障其基本医疗条件，避免个体健康问题造成的代际传递效应。最后，社会网络与迁移的交互项也进一步强化了子辈的收入效应，而社会网络对于个体来说是需要较大的维持成本的，因而在相关政策方面应给予低收入、贫困家庭子辈更多的支持，比如在本地或外省就业信息方面向这类家庭提供优先选择，帮助其捕捉就业信息和获得非农就业培训机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