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理论界主要从“民族结构，路径出发阐发“一国两制”的深刻内涵。这种解释模式的重点在于，它以民族和国家认同作为“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的根本前提。它强调两岸四地同属于炎黄子孙，有共同的义务来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统一。“一国两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基础。当前，由于种种历史因素，部分台湾居民与大陆民居存在国家认同的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了国家统一进程，部分香港居民与内地居民也在国家认同上出现差异，影响国家主权安全，但这些状况都无法改变港澳台和大陆(内地)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的事实，也无法改变两岸四地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因此，“民族结构，作为主流解释模式，强调国家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在“一国两制”中居于最为核心的地位。该解释路径以“民族独立”“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繁荣”为基本的话语，阐明了民族振兴的目标是实施“一国两制的政治基础、民意基础和文化基础。    

具体来看，“一国两制”的民族结构解释模式有着无可替代的理论优长:    

其一，该解释路径基于“同胞原则”，凸显了“民族认同”。在“一国两制”下，“同胞原则”阐明了港澳台的中国人是骨肉同胞，不应相互仇恨、相互对立的事实，在该原则下，“一个中国”下可以包容“两种制度，合理而且合情。众所周知，在“一国两制”下，港澳台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行政人员进驻台湾，保留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港澳台享有高度自治权，不仅仅是基于法理层面的考量，也是基于身份认同层面的考量。可见，对“同胞”的强调成功抓住了这一“中华民族，两岸四地的最大公约数，令“一国两制”的实践成为可能。因此，“一国两制的合法性离不开两岸四地人民的“同胞”属性。    

其二，这种解释路径依托“文化认同”，谋求统一共识。民族结构解释模式能够充分利用文化的同根特质阐明国家、民族认同的现实性。文化认同是传统民族认同的另一个主要依据，也是“一国两制的重要基础。在亨廷顿看来，文化的多元会导致国家认同的危机。所幸，不论台湾还是港澳，其文化之根在大陆。两岸四地同胞在文化上的同根同源既是国家统一的文化基础，也是“一国两制”的文化依据。在这一视域下，文化交流被充分重视，尤其是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国家力图通过增进两岸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来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第三，这种解释模式易于阐释“一国”与“两制”的辩证统一，解决了一个国家内部包容不同政治制度的难题。在一个国家内允许与自己不同的、对立的社会制度同时并存、相互竟争，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无先例，因此需要在理论上阐明“一国”包容“两制”的基本依据。民族结构的阐释路径将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任务视为主要矛盾，将制度之间的差异视为次要矛盾。在这种解释模式下的“一国两制既坚持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坚定性，也照顾了历史实际和现实可能的策略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