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现代及其主义的主张，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学术界引起了讨论。    

关于主义的学术探讨，起始于我在2012年发表的《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一文，并被转载，引来王洪岳教授与我讨论。2016年我又发表了《中国美学和文论上的“崇无”“尚有”和“待有”》，也被转载，引起夏中义先生的批评，随后吴炫、刘锋杰也参加了进来。目前讨论还在进行中。    

中国学者与我的对话目前还主要处于对学术上的主义问题的讨论，即学术研究要不要像西方那样建立独创的主义和流派?夏中义先生认为，学术上搞主义就“完了!相反，应该提倡具有“暗思想”的钱钟书的治学之道，即“默存”之道、朴学之路。刘锋杰教授赞同夏中义的朴学之道，反问“如何才能‘主义”，?吴炫则认为，他是主义的最旱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但目前学者们关于主义的讨论函需找到问题之所在;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当下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也就是中国问题。C1?〕王洪岳认为美学上的确需要主义和主义的建构，但认为不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主义的营养，而是要从西方尤其是要以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为思想资源。月王洪岳在最近的文章中虽然非常赞同跨越式停顿这样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但提出别现代的跨越式停顿后怎么办?按他的主张就是要在跨越式停顿后再进行跨越式转向。与前篇一样，王洪岳都有补充和完善别现代及其主义的意向。    

比中国学界讨论此问题晚一点，2016年阿列西·艾尔雅维茨在欧盟的《哲学杂志》上撰文对我的有关主义的观点进行评论;接着，欧内斯特·曾科(Enerst Zenko)也撰文对我与艾尔雅维茨之间的讨论进行评论，从而将问题引向中西哲学对话的高度;最近，欧洲的另一个学术杂志《A rtMedia》也刊发了两位欧洲学者与我讨论的文章。关于别现代的学术讨论能在西方国家学术界展开，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一讨论见证了中国美学话语权逐步形成的过程。    

艾尔雅维茨在其《主义:从缺位到喧嚣?—与王建疆教授商榷》一文中指出，主义的问题是个具有全球意义的话题，能够形成国际学术的平等对话。但艾尔雅维茨尤为深刻地指出，法国之所以在失去全球艺术中心的同时却确立了全球思想中心的地位，就在于法国形成了一系列独立创造的思想和主义，从而能与美国的、德国的思想流派相抗衡，并风靡全球。相反，有的东欧小国虽然借助于国家计划来构建具有规划性的民族哲学，但因缺乏有个性的独创而失败。这些例子虽然都来自欧美哲学史和美学史，但无疑也是对中国学术界的拷问:在中国经济、文化崛起的时代，美学研究、哲学研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并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出贡献?在《对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再评论》的未刊稿中，艾尔雅维茨说，主义的问题已经触及到他意识深处的神经的痛点，使他感觉到我们的脚下还缺少点什么。他对我提出的主义的学术问题又有两点评论加以补充:首先，西方的主义，包括运动、时尚、风格等，都是现实需要的产物，而且总是在与对立面的竞争中确立自己;主义是不断生成的，不可能有一个永远居于统治地位的主义。其次，从世界范围来讲，只有当中国哲学伴随着主义意识的觉醒时，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当今世界哲学(而非军事)四边形之一边。    

艾尔雅维茨最容易引起中国学界关注的论点是“世界哲学四边形”论。他充分肯定了中国学术界对于哲学和美学的涵盖性理论的探讨，认为如能坚持独立的原创性的探索，就有可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为此，他引述但改造了舒斯特曼的哲学帝国论，给中国学术研究以加人“世界哲学四边形”的期许。认为，随着主义和别现代问题的国际讨论，中国加人了世界哲学和人文学科对话，从而将改变目前的世界哲学生态。他又引证亚里士多德、朗西埃关于语言与声音相区别的论述，说明中国尚处于“声音”阶段而未达于“语言”阶段。这个语言阶段实际上就是主义阶段，西方影响全球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冠以“主义”之名，因此所谓的“语言”无非有影响的主义而已。艾尔雅维茨的世界哲学四边形观点，不仅是对舒斯特曼哲学帝国论的突破，也是对德里达中国当代无哲学论断的突破，更是对老黑格尔中国无历史、无学术老调的突破，其学术意义对中国不言而喻。    

艾尔雅维茨对于我的相关文章的一系列评论，引起了欧内斯特·曾科和郭亚雄的不同看法。   

 欧内斯特·曾科在《平等带来的启示—评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及中国美学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从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平等教育哲学来看艾尔雅维茨与我之间的讨论，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国际学术对话，都是各自思想的自由表达:就像桥梁一样，虽然可以沟通，但却跨越河的两岸，各执一端;但也因为是桥梁，所以各执一端的双方总是可以沟通的。这看起来有点像折衷主义，但实际上是对中西哲学思想对话交流中的问题的深谙和洞察，中西哲学思想的对话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曾科认为，别现代的理论表达了中国哲学、人文学科包括美学要通过建立主义而达到与其不断增长的国力相匹配的软实力目标。艾尔雅维茨与王建疆的争议不仅仅是汉语与英语中对于“主义”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界定，而且是深刻的，如朗西埃所说的平等与不平等、解放与未解放之间的哲学问题。通过对朗西埃平等哲学的解读，曾科认为，中国美学界不应该遵循朗西埃主张抛弃的教与学的老路，即甘当学生的老路，而是要立足于本土现实提出自己的理论。曾科的说法显然是对尚处于期许阶段的艾尔雅维茨世界哲学四边形论的推进，即通过对别现代的肯定，肯定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    

而郭亚雄对于艾尔雅维茨的反驳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温和，而是富有批判性的。郭亚雄在《“声音”与“言语”界分的祛魅—别现代语境下中国哲学话语创新问题再思考》一文中针对艾尔雅维茨的“文人共和国”论和“语言”“声音”相别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声音”与“言语”的界分便成为西方哲学共同体排斥异质思想的治安措施。“声言二分”为中西思想比较搭建平台的同时，又为其区分的合法性生产理据。在中国当下的别现代语境中，唯有采取跨越式停顿，彻底中断“声言二分”的理路，积极言说“中国式哲学话语”，方能在未来构筑起西方学者所乐道的世界性的“文人共和国”。    

也许只有读了郭亚雄的文章，我们才真正感到中西思想碰撞以及学术交流的困难，才感到曾科《平等带来的启示—评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及中国美学的发展》一文的深刻之处。事实上，艾尔雅维茨最近与我的通讯中提到我的《哲学、美学、人文学科四边形与别现代主义—对阿列西·艾尔雅维茨<评论>的评论》[吕〕一文对他的批评有点难以接受，因为声音与语言的区别并没有贬低中国哲学的味道，而是说人类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从声音到语言的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过程。话虽如此，但在中国学者看来，将声音与语言的区别跟人与动物的区别相联系，还是很容易触动自尊感。    

与这种哲学讨论不同的是，作为美术史教授的基顿·韦恩(Keaton Wynn)，在他的《别现代时期相似艺术的不同意义》一文中，则以本雅明和安迪·沃霍尔为参照，对当代中国艺术做了他的别现代解释。韦恩认为，尽管当代中国艺术正在崛起，但仍然依赖西方艺术的史学方法和批评理论，将中国本土艺术纳人西方历史叙事，从而导致了西方批评家们对当代中国艺术的蔑视。王建疆呼吁主义的建立，这是中国当代文化以及处于全球话语思想范围内的中国发出“声音”的一种尝试。主义的发展将刺激中国艺术的成长，并提升其对近年来已造成负面效果的市场影响的抵御能力。但另一方面，韦恩将别现代一词泛化，把艺术手法的杂揉当成了美国的别现代。这说明别现代理论具有多质多层次性和较大的阐释空间，同时也说明在思想传播过程中本土背景的难以替代。人类为什么会有争端甚至战争，除了利害冲突之外，还有一个沟通的问题。在沟通的过程中，误会是常有的，是一种常态。学术研究的使命不仅在于拓展推进某一个话题，还在于消除误读和误解。    

以上几篇讨论文章说明，别现代理论确实能够引起中国和西方学术界的共同关注，从而形成对话。只有当我们的话语具有感召力或者如艾尔雅维茨所说触及痛点的时候才能形成对话，否则无人问津。这种国际对话的形式，在西方叫做“文人共和国”和公共空间，在中国叫做跨文化交流，但都说明别现代及其主义的可通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