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版，即辨别书之版本的优劣。对群书而言，辨版就是辨别刻印者、刻印地以及版式、墨迹、字体、装订、纸质等的异同及其质量优劣;对单本书而言，辨版就是辨别“同书异本”及其质量优劣。辨版的实践方法及其理论总结，是版本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师道刚先生称其为“版本鉴定之学”。其实，从实际操作而言，辨版与校勘、编目工作是相互交叉进行的。叶德辉说“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i，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裹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颧颧于宋元本旧钞，是为板本之学。然二者皆兼校雌，是又为校勘之学”。叶氏此话确然。典型者如《遂初堂书目》《读书敏求记》《天禄琳琅书目》等，既是书目之作，又是版本之作和校勘之作。但每书的版本情况往往著录于书目款目中，成为编目时的一个著录项目;详著版本信息的书目称为“版本目录”，其理论称为“版本目录学”。    

鉴版的历史与校勘、目录的历史同步。西汉刘向校书时就注重“同书异本”的鉴别，如其校《列子》，就参阅了“中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臣参书”等多种异本。“由此可见古人的版本意识产生于校勘之需要。而记载版本信息最集中者莫属群书目录。众所周知，南宋晃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尤裹的(:遂初堂书目》，开启了目录家们较全面著录版本信息的先河，而古代著录版本信息最详全者莫属《读书敏求记》和《天禄琳琅书目》。钱曾的犊书敏求记》，本为钱曾的读书札记的汇集，因其分类编排后具备了“书目”性质，且其著录版本信息颇详，故后人将其视为版本目录。犊书敏求记》全书记录有六百三十四条札记，其中明确谈及版本者有一百八十余条，包括宋、元、明旧刻，宋、元、明旧钞，影钞本，述古堂钞本，外国钞刻本，校本，稿本等多种版本类型。现随举几例:记《资治通鉴》，“吾家《通鉴》有大字宋本……刻镂精工……尚是宋时装演，未经今人搀订者”;记《陶渊明文集》，“此则购名手从宋刻影摹者，笔墨飞动，行间字有不可遏之势”;记《京氏易传》，“予藏旧钞本四种”;记《虞伯生道圃学古录》，“镂刻精雅，行世本从此翻雕”;记惭雕校正大字白氏讽谏》，“开板弘爽，刻镂精工，乃宋本中之绝佳者”;记《王右亚文集》，“此刻是麻沙宋版”;记《方言》，“纸墨绝佳”;记《白氏文集》，“是金华宋氏景镰所藏小宋版”等。《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读书敏求记》曰:“……大略多论缮写刊刻之工拙，……究缮刻之同异，见闻既博，辨别尤精”。清代乾隆皇帝令修的《天禄琳琅书目》，鞠汀编》著录429种书，《后编》著录664种书，皆为宋元以来精校、精刻、精钞之书，“以经、史、子、集为类，而每类之中，宋、金、元、明刊板及影写宋本”;甚至同一书两刻或同一版两印只要是精者均收录在内。可见，《读书敏求记》和《天禄琳琅书目》既可视为版本书目，又可视为善本书目。    

关于版本的鉴别方法，古人多有论之，其著名者有谢肇制、胡应麟、孙庆增、叶德辉等。    

明人谢肇制有关版本的言论散见于其著《五杂锄“事”部之中。如其曰:“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剖厥(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建阳书坊出书最多，而纸、板俱滥恶……板苦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此闽书受病之源也。……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从谢肇制的描述看，当时书坊以江南、浙北之刻为佳，“不下宋板”，而闽刻虽数量多但却质量差，且有欺市货利之行。    

胡应麟可谓明代版本专家，其著《经籍会通》论及版本者颇多。如其曰:“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这是以刻印地为视角鉴评版本优劣。“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这是以产地为视角鉴评印纸的优劣。“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这是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如何鉴定版本的思想方法，这在当时来说不A为“全面而科学”的方法。    

清人孙从添的《藏书记要》专有槛别》一篇，专论鉴书和鉴版问题。如其曰:“宋刻本书籍传留至今，已成希世之宝。……诸刻之中，惟蜀本、临安本、御刻本为最精。……鉴别宋刻本，须看纸色、罗纹、墨气、字划、行款、忌讳字、单边;……元刻不用对勘，其字脚行款墨口，一见便知。”孙庆增在樱笋另」》篇中举有几十种版本类型，并加评点，但始终不忘表露出对宋元刻本的偏爱。    

清末之人叶德辉仿孙从添械书记要》著有械书十约》，亦设有《鉴别》篇，专论鉴版之事。如其曰:“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始。目录以弱次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阮文达元《擎经室外集》为途径。……最要者，无论经、史、子、集，但系仿宋元旧刻，必为古雅之书。或其书有国朝考据诸儒序跋题词，其书亦必精善。明刻仿宋元者为上，重刻宋元者次之;有评阅者陋，有圈点者尤陋。……有经名人手抄、手校者，贵重尤过于宋元。”可见，叶德辉亦推崇宋元旧刻，但又不局限于宋元旧刻。其实，叶德辉的伟林清话》才是真正的版本学专著，书中对版本源流、版本类型、版本鉴别等问题有详实论述。    

鉴别版本的意义，对藏书家而言，有助于形成善本收藏，提高藏书质量;对读书者而言，有助于选择善本阅读，提高学习效率与质量。孙庆增说:“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警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把孙庆增这句话中的“藏书”改为“读书”，其意义也成立，即读书也要首先选择好的版本(善本)，才能不致“误读”。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们因选读“弄版”或“弄本”(相对善本而言)书而致误的现象是普遍的。颜之推曾讲过自己发现“河北本”注音错的故事:+ (W》云:‘有秋之杜’。江南本并木傍施大，楷》曰:‘秋，独完也。’徐仙民音徒计反。《说文》曰:‘秋，树完也。’在木部。《韵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为夷狄之狄，读亦如字，此大误也”。料这说明，同样一个字，不同版本的书作出了不同的注音，其中注误之本对后人来说就成了历史记忆之误。宋朱或《萍州可谈》卷一亦记有此类故事:“姚裕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版并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为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诫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裕买著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此即因读质量差的闽本书所致误读的笑话。    

藏书宜藏善本，读书宜读善本。而某种书是否为善本，须经鉴别而后得以界定。张之洞说:“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缺卷，无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钞)”。品一的“足本”旨在保证历史记忆文本的完整性，“精本”旨在保证历史记忆文本在字义层面上的准确性，“旧本”旨在最大限度地保证历史记忆文本的原本性或非伪性。也就是说，所谓善本意谓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文本，而鉴版就是界定和选择善本所必需的保证手段。众所周知，古籍中的善本几乎没有一种是一次性形成的，而大都经过长期的、多次的校误、理乱、补脱、重钞、重刻、重装等一系列编辑、整理过程形成的。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历史记忆的重构过程，即从不完整的、散乱的、多误的记忆文本转变为相对完整、整齐、无误的记忆文本的过程。所以，辨版的过程就是形成和选择善本的过程，同时也是重构历史记忆的过程。选择善本收藏、选择善本阅读，实际上给人们指出了选择善本记忆的路径;而选择善本须经鉴版，通过鉴版才能辨正版本的优与劣，从而做到选优弃劣，最大限度地保证记忆的准确性，提高记忆的效率，所以鉴版是辨正善本记忆之途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