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平均城市化率已超过50 %，一些发达国家甚至超过90 %。我国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1978年改革开放初始的城市化率仅为18. 9 070 , 2010年则发生了中国历史的标志性事件，我国城镇人口总数达到6. 91亿，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标志着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至今，城镇化率仍以年均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增长，2016年已达57 %，城市已成为人类生活工作与生产经营的主要场所。    

然而，城市化带有明显的利弊两面性，伴随着快速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日益增长，城市数量逐年递增，城市规模趋于扩大，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更集中的生产和消费、更高的居民收入、更高的医疗和教育水平、更及时的信息交流，社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在带给市民以现代化为表征的“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包括城市人口膨胀、水泥森林高耸、道路交通拥堵等城市的负荷远超过其环境的承载，引发了包括水、气、土，以及声、尘、光等众多生态环境问题，城市化的“弊”日益凸显，除此等传统的生态环境类城市病之外，人们开始关注日渐突出的物价上涨、房价飞涨、贫富分化、官员贪腐、犯罪率上升、精神疾患增多、城市文脉丧失等的社会经济类“新都市病”。在城市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对人类健康、生存影响日益加剧，并影响城市自身健康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居民的需求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对富足、便利的温饱、“易居”生活追求的初始阶段，转向渴望生态环境改善以及人居环境提升的更高阶段，医治都市病、建设生态环境优美与宜居宜业的城市正成为现阶段的第一社会需求，也必定将走向标志发达社会的对公共安全追求的高级阶段。    

面对显现的新老都市病，生态学者、社会学者给予了更广泛的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及焦点，城市也正成为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场所。与国外城市生态学发展趋势同步，我国的城市生态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目前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与阶段，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城市生态学者必将要回答如下的科学问题:应有怎样的城市生态哲学观，人工系统的城市是否有自然规律可循，自然生态学理论是否可在城市推演，怎样建设易居性、宜居性的生态型城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