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社会心理因素和参与者的心理特点与行为规律是影响群体性事件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变量，只有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准确把握事件背后的深刻心理机制才能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只停留在事发后被动式的应对已明显的不足。因此，应根据群体性事件发展不同阶段中心理因素的作用，从群体性事件事前预防、事中处置、源头治理的角度，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措施。
1.关注社会心态，加强社会心理的监测预警
社会心理是在特定时期内弥漫在社会及其群体中的整个社会心理状态，反映着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共识和价值取向，也体现出公众对于政府工作和社会发展的态度和满意程度，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性指标。社会心理失衡现象的出现，到极端社会行为的产生，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发酵和爆发的过程，这就为社会心理预警和干预提供了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能够定期对社会心理进行分析研判，了解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对各级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对社会问题的判断和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意向等，就能及早发现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不仅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也有利于及早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矛盾的不断累积。同时，通过对公众社会心态的分析，掌握公众普遍的心理需求，可以借助社区组织和心理学工作者主动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和引导，来缓解和疏导民众不满的心理和情绪，降低矛盾冲突发生的概率。
2.重视群体心理，控制处置关键点
勒庞在其《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群体心理机制中非理性特征越明显，群体行为的激烈程度和破坏程度就会更强烈，因此，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不能仅采取行政管理方面的手段或措施，还应该考虑群体心理的特点和规律，发现隐藏于行为背后的群体情绪，主动管理和引导群体情绪，控制带头者对其他成员的榜样示范作用，减弱非理性群体心理对事件的影响，避免冲突升级。
3.事发后主动回应，公开信息，疏导情绪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到冲突升级有一个情绪的累积过程，在事件发生初期，参与的人数并不是很多，群体情绪也不那么强烈，此时如果能够主动与事件主体开展对话与沟通，了解隐藏在情绪背后的真实意图和想法，对于控制事态升级和情绪疏导非常关键。反观有些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第一时间未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没有及时关注事件主体的不满愤怒情绪，没能主动及时与之开展对话，导致群体情绪激化，致使事态升级，错失了早期化解冲突的良好时机。
有学者指出谣言是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可以说每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谣言的产生。表面上看谣言是一种缺乏事实根据的传闻，实质上它反映着公众的焦虑不安、愤怒不满情绪。群体事件发生后，许多参与事件的旁观者并不了解事件的真相，人们最为关注、最想知道但又不知道的信息，就会成为谣言的对象。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指出谣言的产生传播与突发事件对公众的重要性和这一事件所提供的信息的模糊程度成正相关，尤其是与自身安全和利益枚关的各种传言便会大行其道。如果事发后，有关部门没有及时主动公布相关信息，这就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条件。谣言一旦产生又会在群体效应的影响下流变、扩散，会进一步强化公众的非理性情绪，为下一步的应对处置工作增加了更大难度。因此，事件发生后，对事件信息的主动公开、迅速公开和全面公开，不仅有利于阻断谣言的传播，更有助于减少公众的恐慌和质疑，对于疏导情绪掌握主动非常必要。
4. 人员隔离，控制规模
前已述及，群体规模越大，从众心理、去个性化等非理性群体效应就越加突出，因此，在事发后，必须重视人员管理工作，尽早将无关人员、旁观者与主要人员隔离，一旦越来越多的无关人员卷入，群体规模扩大，场面就会混乱失控。群体性事件中的从众行为和情绪感染等心理机制的产生、演化与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场所，因此，要加强对聚集场所的管理。在聚集现场，可以通过广播向聚集人群说明情况，劝导无关人员离开，设立隔离线或警戒区域，不让无关人员进入。如有可能，在聚集现场安装摄像装置，增加威慑力，以打消因去个性化导致的法不责众心理。
5. 创新社会治理，疏导社会心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提出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根源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要倾听民意、疏导民众的社会心态。只有社会治理工作能够切实地把握社会心态、尊重社会心态的客观规律并且围绕着社会心态的调节和疏导展开，才能更好地预防和化解矛盾。这就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对话理论家戴维伯姆认为，对话具有社会治疗的功效，通过有效的对话，可以疏导民怨，澄清事实真相，重建信任。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是由于缺乏对话机制，或是信息不公开，最终导致民怨积累，信任破裂。因此，通过合法、合理的制度与渠道使冲突双方通过对话促进沟通，抓住主要矛盾和核心议题，释放紧张、敌对情绪，才能化解社会冲突，避免极端行为的出现。二是各级政府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完善社会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归根到底是人们全部行动和思考的出发点。”当前民众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失衡在很大程度上与利益需求密切相关，可以说群体性事件也是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的社会形式之一，因此，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让广大民众共享发展成果，保障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才是有效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
